民国“财长”宋子文的无奈

1945年6月25日，时任行政院代理院长的宋子文，于重庆庄严宣誓，正式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之职。自1930年9月、1932年8月、1944年12月三度担任行政院代理院长以来，宋子文终于攀上了他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然而，宋氏或许未曾预料，他在这一职位上仅仅停留了不到两年时间，便因严重的经济危机与黄金风潮，于1947年3月1日黯然卸任。

宋子文

宋子文主政受挫

依据国民政府的组织架构，“行政院乃国民政府之最高行政机关”，因此，行政院院长自然坐拥行政核心的领导要职。

在此之前，宋子文于1944年12月4日得以担任行政院代院长之职，其背后原因实则与当年中国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的连续失利密切相关。这一连串败绩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国民政府的不满情绪，进而波及到实际负责行政院工作的副院长孔祥熙。实际上，宋子文与孔祥熙虽均位居蒋介石倚重的重要辅佐之位，然而蒋介石似乎对较为顺从的孔祥熙更为信赖，而对略显高傲的宋子文则存有几分猜忌。然而，每当国内舆论因战局变动而对政府进行指责时，蒋介石便急需有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此情形下，实际负责行政院工作的孔祥熙自然成为了首要目标。与此同时，自抗战爆发以来，多数时间专注于外交事务的宋子文，凭借其卓越成绩赢得了外界的广泛期望，并成功避开国内政治纷争对其个人声誉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在国民政府持续争取外援及战后经济重建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蒋介石选择宋子文代替孔祥熙，显得顺理成章。

宋子文之长，主要体现在对财政、金融及经济问题的处理上。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宋子文主要专注于处理外交事务，特别是在抗战胜利前夕，他主导了中苏条约的签署。而战后的工作重心则转向了接收工作和经济重建。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得如此突兀，国民政府对这一结果的到来并未做好充分的预估与准备。在这期间，宋子文正身处苏联，致力于谈判中苏条约，并在条约签署后依照既定计划，踏上了前往美国和欧洲的访问之旅。直至1945年9月22日，他方才返回重庆。彼时，接收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然而诸多问题亦随之显现，如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管理等。

客观而言，接收过程中所出现的混乱与舞弊现象，其责任并非全然可归咎于宋子文。接收初期，混乱和舞弊现象屡见不鲜，这源于国民政府对接收工作准备不足，以及对接收官员的监管不力。然而，作为最高行政机关的首脑，宋子文自当承担相应责任。他因接收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遭受社会各界的广泛批评和舆论的责难，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在初期对于接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未给予充分的重视。等到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没有进行自我反省，反而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下属。他指示宋子文“针对所犯错误，精心拟定对策，力求加以补救”。

宋子文无力推动经济重建。

1945年11月26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最高经济委员会，该委员会承担着全国经济工作的核心领导职责。宋子文先生被任命为委员会的委员长。

面对战后接收的众多敌伪产业，宋子文选择了平价出售、代为销售、招标拍卖以及价格让利等多种途径进行处置。其直接目标在于通过此举回收货币，稳定市场物价。然而，其间接目标则更为深远，意在强化经济产业的国有化进程。因此，战后接收的敌伪产业，尤其是工业领域的一部分，最终转变为国营企业。

对于宋子文来说，尽管战后经济重建的挑战不容小觑，但他面临的最大难题，却是如何有效遏制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以确保经济能够稳定运行，社会生活得以正常进行。1946年，法币的发行量平均每月增幅高达11%，而物价指数亦平均每月攀升约17%，形势已近乎失控。此时，政府的财政状况已陷入全面赤字，不得不依赖印发钞票来维持日常运作。

宋子文就任行政院长一职后，在财政增收节支的策略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增收领域，他着力整顿税制，提升货物税及进口货物税率，从而实现了税收的显著增长。在削减开支的议题上，他强调，“战争结束后，军费开支应予以积极削减”；“与此同时，对于那些非经济复员所迫切需求的政治开支，亦应在合理范畴内严格节流”。然而，在这一领域，宋子文的成效颇为有限。他虽洞察问题之根源，却无力扭转局势。这是因为内战的持续使得军费削减成为奢望，而在收入受限的情况下，庞大的军费支出不得不依赖中央银行的垫款，即通过无节制地增发纸币来应对。

二中全会，宋子文受批评

为深入审视战后政策实行的利弊与得失，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鉴于在接管过程中显现的诸多问题以及对战后经济政策的广泛质疑，宋子文在此次全会上遭遇了猛烈的抨击。

3月8日，宋子文在二中全会发表政治报告，其内容几乎未触及政治层面，全程聚焦于“当前最为紧迫、最为严重的问题”——经济问题。对于宋子文的报告以及他所提出的政策和实践，与会者在讨论中展开了激烈的批评，尤其是陈立夫所领导的党务系统，批评之声尤为尖锐。在宋子文的政治报告尚未开始之际，批评之声便已如同公开宣泄，对宋子文发起指责。

在宋子文汇报完毕后，二中全会中的一部分与会者对宋子文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指责，态度愈发坚决。

面对与会者的质疑与指责，宋子文在回答问题时进行了一定的辩驳。他首先坦言，当前财政状况极端严峻，这种困境并非仅我等能力不足者所能克服，恐怕他人亦会感到难以应对。至于提及免除行政院长一职，他率先表示赞同；鉴于财政困境如此棘手，而他本人并无点石成金的神奇能力，因此妥善处理此事实属不易。

尽管宋子文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中遭遇了批评与指责，然而，他依旧赢得了蒋介石的坚定支持。在蒋介石对此公开表态后，他的境况得以改善。加之，由他主导的金融开放政策方才实施，经济形势尚未完全陷入困境，国民党内外的许多人依旧对他抱有期待，蒋介石也对宋子文保持着信任，因此，宋子文成功度过了这一难关。

黄金潮——宋子文难逃其责

宋子文在战后推行的经济政策中，金融开放策略占据着核心地位。该策略的核心举措在于将法币汇率调整为根据市场供给自主浮动，同时交由中央银行负责调控买卖市场。

推行金融开放战略，不可或缺的是坚实的金融市场作为依托。鉴于此，宋子文决策以中央银行持有的黄金储备为基石，依照官方规定的价格，通过上海黄金市场进行交易。此举旨在回收市面上过量的法币流通，吸纳民间闲置资金，从而稳定货币流通，并为金融开放政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宋子文所倡导的金融开放策略，在当时堪称稳定经济局势的重要途径之一。

宋子文敢于推行金融开放政策，大胆开放黄金外汇市场，其信心主要源于战后国库所持有的丰富储备，包括库存黄金、美元以及接收到的各类物资。1945年岁末，中央银行的黄金外汇储备攀升至前所未有的巅峰，累计高达8.5805亿美元，其中黄金储备为568万盎司。苏浙皖区接收的物资实物包括棉纱4万件、棉布454万匹、棉花9.7万担、黄金51万两、白银857万两，此外还有住宅2424幢、办公大楼75幢、店铺283幢以及各类船舶1603艘、车辆6229辆。仅1946年，上海变卖接收物资的收入便高达6698亿元。如此丰厚的外汇与物资储备，为宋子文的金融开放政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亦是其前任所无法比拟的筹码。这使宋子文对稳定物价充满信心，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宋子文的金融开放政策亦赢得了急于在战后开展对华资本扩张与货物输出的美国的青睐，国民政府的经济顾问杨格亦对其表示了积极的支持。Arthur N. Young在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金融开放政策的顺利实施，其根本保障在于市场预期心理的稳定，而这又离不开政治的稳固。回顾战后时期，国内政治前景的不确定性，加之国共内战的再次爆发，使得市场对未来政治与经济前景的预期陷入迷茫，黄金与外汇的买卖价格因而频繁波动，投机行为也随之滋生。这种状况不仅未能平抑物价，反而使得物价上涨的趋势愈演愈烈，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相互刺激，相互影响，最终对整个经济格局造成了严重影响。事实的发展证明，开放黄金外汇市场在宋子文执政时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这一政策并未达到宋子文最初的预期效果，反而成为了他离职的导火索。

1946年2月2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正式批准《开放外汇市场案》，决议废除官价外汇汇率，并授权中央银行依据市场供求状况，灵活调整汇率。翌日，即3月4日，中央银行正式开放外汇市场，设定法币2020元兑换1美元的买卖价格。为配合这一举措，中央银行每日在上海通过明配和暗售的方式，进行黄金交易，以控制市场动态。外汇市场开放初期，中央银行大量抛售，尚能维持黄金外汇价格的基本稳定。然而，在实施金融开放政策时，对法币与美元的比价高估，导致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外贸逆差加剧，外汇市场的售汇压力持续上升。法币的持续贬值，加之游资的炒作，使得市场抛售法币兑换黄金美元的现象愈发猖獗，迫使中央银行于8月19日宣布，将法币与美元的比价上调至3350比1。与此同时，各类人士纷纷涌入黄金市场，炒作买卖，使得金价一路攀升，与外汇市场相互刺激，形势迅速失控。至1947年2月，上海黄金外汇市场价格狂飙，金价每条超过600万元，黑市美元兑法币比价更是突破1万元，较一年前上涨了4至5倍。此时，中央银行的黄金外汇储备已大幅减少，难以抵御市场的疯狂抢购。2月10日，中央银行不得不停止出售黄金，由此引发市场恐慌，物价急剧攀升，上海物价指数超过1万倍，较一年前上涨了3倍，经济危机愈发严重。金融开放政策实际上已难以为继。

自1947年2月11日起，蒋介石相继召见宋子文，并亲自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对当前的经济发展态势进行深入探讨。尽管宋子文也深刻认识到局势的严峻，但他依然决心进行最后的尝试。他敦促蒋介石削减预算，严格控制开支，以期从根本上削弱金价。然而，这却是正全力以赴于前线对共军作战的蒋介石所难以接受的。2月13日，宋邀请美国顾问杨格与蒋会面，并提出了调整外汇汇率以及持续出售黄金的策略。然而，蒋对此方案持保留态度，认为其难以长期维持，并断然表示“难以接受”。于是，蒋下令实施停售黄金、物价管制、禁用外币以及取缔投机等一连串紧急经济措施。到了2月1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正式通过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规定从当天起，禁止黄金与外币的买卖及流通，并加强了对金融业务的管控；将法币与美元的兑换比例调整为12000比1；严格调控物价；并对公务员及教职员工实施主要生活必需品的定量定价配给制度。

黄金热潮的涌动，昭示了宋子文所倡导的通过金融开放来维系经济稳定的政策遭遇了挫折。在这过程中，固然不能完全否认偶然因素的推波助澜。(如非当金号交易)但更多是在通货恶性膨胀、政治形势不稳、内战烽烟四起、政府信用下降状况下所致的必然结果。

自金融开放政策实施近一年以来，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已约缩水45372万美元，黄金储备亦减少了约331万盎司，两项数据均减半以上。然而，这并非外界传闻的消耗殆尽。鉴于财政当局运作的保密性，事件发生后又刻意封锁消息，人为放大了黄金风潮的影响。加之媒体的炒作及国民党内部错综复杂的派系纷争，最终引发了政府的人事变动。

宋子文辞去中枢职位

金潮涌动，触发经济风暴，社会动荡加剧，舆论沸腾，国民政府对此次危机承受了巨大冲击，宋子文由此成为了众矢之的。素有“大炮”之称的立法委员傅斯年，接连发表政论，其言辞犀利无比，对宋的经济政策进行了严厉抨击，认为其不仅未能平抑物价，反而加剧了通货膨胀；因此，为了化解危机，他明确指出，“首要之策即是请宋子文辞职”。傅文一出，顿时震撼朝野，成为倒宋浪潮中的重磅炸弹。2月13日，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亲自主持院会，作出决定，派遣何汉文等四位委员赴上海进行全面彻查。紧接着在14日与15日的国民参政会和立法院会议中，众多与会者纷纷对宋发起激烈的抨击，纷纷要求其辞去职务，退出政治舞台。

宋子文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因为国民党内部弥漫着对他深深的不满与持续的攻击。早在党务系统及各派系之间，对宋子文的经济策略便积怨甚深，陈立夫更是不止一次地当众对他经济政策的不妥之处提出批评。1946年7月28日，蒋介石向陈立夫发出电报，指示其“往后切勿再就经济财政问题公开发表言论。须知当前无论何人、何种政策，若执掌财政与经济，均难以取得成效。此举只会加剧党团面临的困境，尤其是在社会动荡、敌对势力四面围攻之际，更应避免内部相互攻讦，以免助长敌方势力。”然而，陈立夫似乎并未遵从这一指示，依旧“对宋子文的经济政策提出批评，指出其一、对生产实施紧缩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其二、对国产工业的发展视而不见，认为其重要性不足；其三、对国营企业的盈利目标表示质疑。”立法院院长孙科，对于行政院长一职抱有期望，而重庆行营主任张群，亦对宋某颇有微词。黄金风潮的兴起，为那些对宋朝心存不满的派系与个人，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

起初，蒋介石对宋子文在经济事务上的处理持信任态度，对于金融开放政策以及黄金、外汇交易的细节也未曾过多过问，他更专注于军事对抗共军的问题。然而，宋子文的政策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进而引发了国民政府信任危机，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令蒋介石感到极度不满，从而下定决心更换人选。2月28日午后，蒋介石邀请宋子文进行谈话，暗示他次日立法院会议将对他进行猛烈的攻击，建议他不必出席。宋子文回应称，若不出席，则必须提出辞职。蒋介石表面上看似关心宋子文的处境，实则是在暗示他提出辞职，但宋子文并未明确表态，此次谈话无果而终。当晚，蒋介石再次邀请宋子文，再次建议他不必出席立法院会议，宋子文表示只能选择辞职，蒋介石则同意了他的请求。由此可见，宋子文原本并未打算立即辞职，他的去职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决定所致。

1947年3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常会上亲自主持，正式宣布政府进行改组，并自任行政院长一职。

宋子文辞去职务后，选择暂时隐居于南京。尽管他在4月18日被任命为重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并在9月13日的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常委，但他已基本淡出国民党的核心政治决策层。他对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过往的政治影响力似乎正在逐渐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