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由失意政客草率拼凑而成的伪政权，既无统一的政治理念，亦缺乏治理国家的实际权力与能力。他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便是向侵略者俯首称臣。自其诞生伊始，便已注定其走向覆灭的宿命。
1945年8月16日，南京颐和路上的“新主席官邸”之内，尽管外界炎炎酷暑令人难以忍受，然而会议室内部却出奇地静谧，仿佛时间在此凝固。昔日那群自诩傲慢的汪伪官员，此刻皆面露忧虑，精神不振，似乎已预感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路旁的梧桐树上传来蝉鸣，虽声声嘈杂，却增添了几分凄凉之感，宛如这个夏末时节，也在默默地进行着最后的抵抗。
汪精卫口才了得，演讲常充满激情。
回溯至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匆忙逃离昆明，逃往越南的河内。当时，他担任国民党的副总裁一职。尽管身处显赫之位，实则无法调度一兵一卒，手中并无实际权力。汪，其对于权力的渴望几乎达到了狂热的境地，且对自己的学识过度自负。昔日，他在上海滩上肆虐的军人形象，宛如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无情地挡住了汪通往最高权力的最后一道关卡。汪的内心深处从未有过丝毫的妥协之意。而今，机遇终于降临，汪果断选择投向日本人的怀抱，以此实现他那遥不可及的权力梦想。
汪精卫的出逃并非偶然之举，实际上，在他逃离之前的一个多月，他早已签署了背叛的协议。11月12日，汪精卫委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作为代表，与日方的影佐帧昭、今井武夫等人士，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进行了秘密的磋商。经过一番周旋，双方最终签订了“重光堂协议”。
（一）签署华日防共协定，正式允许日军进入我国领土，同时将内蒙古地区划设为专门的“防共”区域。
（二）中国承认“满洲国”。
（三）我国已明确确认，日本公民在我国境内享有居住及从事商业活动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亦承诺将废止其在华治外法权，并对归还我国境内日本租界的问题进行深思熟虑。
（四）在推进中日经济合作的深化进程中，我国高度重视日本在华北地区资源开发与利用方面的具体需求，并为其创造了众多便利条件。
（五）鉴于事变所引发的在华日本侨民所蒙受的财产损失，日本政府决定不提出战费赔偿的要求。
（六）对于本协定未予覆盖的日本驻军，在日华两国和平重建的关键时期，应立即启动其撤退程序。①
影佐祯昭，梅机关长
在汪精卫逃离河内之次日，即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声明，正式提出了处理中日关系的三项方针，即所谓的“亲善友好、共同对抗共产主义以及经济合作”。他亦表明，愿意与“对中国深怀忧虑且见解独到之士”携手并进，共同探索构建东亚新秩序的道路。同时，他还展现了“尊重中国主权、废除治外法权、归还租界”等姿态，表面上显得诚意十足，实则是在公然肯定重光堂会谈所达成的“成果”，进而诱使汪精卫陷入其中。
12月28日，汪精卫于河内公开发表《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恳切请求国民政府审慎考量近卫声明之内容，并深入探讨与日本展开和谈的可能性。次日，汪精卫发布了引起广泛争议的“艳电”，对声明中的三项原则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号召国民政府“以此为基石，与日本政府开展真诚对话，以期达成和平”。
艳电的公布，标志着汪精卫正式与国民政府分道扬镳，倾心归附于日本一方。
《大阪每日新闻》刊载汪精卫密电
1939年5月6日，汪精卫率领其亲信团队，乘坐日本货轮“北光丸号”，从河内出发，驶向上海。26日抵达上海后，他召集了一众汉奸，共同商议并制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该办法明确指出，首要任务是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党章，并重新制定政纲及政策。与此同时，汪精卫被赋予权力，负责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主导国民政府的改组以及“还都南京”的相关事宜。31日，汪精卫飞往东京，期间，他分别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财政大臣石渡庄太郎、外务大臣有田八郎以及枢密院议长近卫文麿等要员会面。6月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正式通过了《新中央政府建立方针》，决定全力支持汪精卫组建新的“中央政府”。
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与日本梅机关正式缔结了协议。《中日关系调整纲要》根据该条约内容，汪伪政权正式确认了伪满洲国的合法地位，并郑重承诺与日本及伪满洲国携手合作，共同对抗共产主义势力。此外，条约还明确指出，日本在蒙疆、华北、长江下游以及华南的特定岛屿享有政治、经济和地下资源开发的独占权，并将这些区域定义为“日华紧密合作区”。日本在这些区域内拥有驻军权，并可对铁路、航空、水路、港口及通讯设施实施控制。汪伪政权各级行政机构聘请日本顾问，在政治、外交、教育、宣传、贸易等多个领域对反日活动进行全面压制。随着中国“治安恢复”工作的逐步推进，日军开始从约定的区域撤回其驻军。
这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光堂协议的边界，日本所承诺的两年内撤军，不过是表面文章，其实现的希望仍然十分渺茫。汪精卫成为日本控制中国的工具。
汪精卫、东条英机
汪精卫完全倒向日本之后，日本便开始策划协助其建立所谓的“中央政府”。日本对华的侵略是循序渐进的，随着其占领范围的持续扩大，陆续成立了多个相互独立的傀儡政权。其中，王克敏在北平设立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梁鸿志在南京成立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是规模最为庞大的两个傀儡政权。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汉奸政权存在。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虽已占领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中国领土，但其“三月亡华”的狂妄企图已然破灭。日本逐渐认识到战争“长期化”的态势无法避免，同时也深受沦陷区游击队和民众武装的反抗之苦。鉴于此，日本试图将这众多规模不一的汉奸政权纳入统一体系，意在关内建立一个统一的傀儡政权。此举既有利于统一指挥和号令，又意图借此分化中国的抗战阵营，架空蒋介石，对中国上层人士实施政治诱降。
汪精卫，曾身居国民党副总裁之职，早年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积极投身于反抗清朝的斗争中，在国民党内部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如今他已签署了投向日本的卖国协议，相较于王克敏、梁鸿志等次级汉奸，汪精卫在日军眼中显得更具利用价值，对国民党内部的同仁亦展现出更强大的影响力。因此，在日军势力的促成下，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等人，汉奸三大首脑会聚。精心筹备并构建一个涵盖全国（沦陷区）的全新“中央政府”。
1939年9月19日，汪精卫、王克敏与梁鸿志在南京会聚一堂，共同商讨成立伪中央政府的宏大计划。遗憾的是，由于各方在权力分配问题上争执不下，三人在众多关键议题上均未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1940年1月23日至26日，在日方精心策划与撮合下，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三位要员齐聚青岛，举办了一场题为“和平救国”的会谈。会谈期间，各路角色纷纷登台亮相，营造出一种虚假的和平假象。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三方最终达成一致，决定由汪精卫主导组建“国民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言人。伪临时政府更名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接受伪国民政府的领导；伪维新政府则被撤销，其事务并入伪国民政府。在人事安排上，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兼代主席，立法院长由陈公博担任，司法院长为温宗尧，监察院长是梁鸿志，考试院长为王揖唐，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为王克敏，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由周佛海出任，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为任援道，华北绥靖军总司令则是齐燮元。其他伪军政人员依旧继续履行职责，大小汉奸各得其所。
王克敏、汪精卫、梁鸿志
伪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基本按照国民政府的架构重建，部委设置和重庆国民政府基本相同，并且沿用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青天白日标志和中华民国国歌作为国旗、国徽和国歌。 然而，鉴于日本陆军在战场上难以分辨出属于重庆政府的抗日部队，因此向汪伪政权提出了一项要求：在其“国旗”上附加一块三角形布料，并要求在上面绣上“和平反共建国”的字样。汪精卫最终难免向命运低头。连自己的假国旗都无法自行选择，何谈拥有主权呢？
1940年3月30日，伪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这一背景下，南京城内上演了一场令人反胃的“还都”庆典。众多无辜的民众在日伪当局的强制驱使下，被迫走上街头，参与这场所谓的“庆祝”活动。南京城伤痕累累，沦陷区的百姓面露惊恐之色。然而，那些大小汉奸却在这时喜形于色，欢声笑语。与此同时，一曲曲带有讽刺意味的进行曲不断回荡，营造出一种既诡异又荒诞的氛围。
汪精卫就职。
自汪伪政权成立以来，其行径卑鄙无耻，竭尽所能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忠实走狗。初期，他们疯狂展开奴化教育，在沦陷区向民众灌输“中日亲善”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等奴化思想。1943年，随着汪伪政权跟随日本向英美宣战，他们更进一步抛出了“弘扬东亚文化，强化东亚轴心，完成战争使命”的口号。随后，在招募士兵、组建伪军方面积极活动，为日本提供大量炮灰。为对抗敌后的抗日武装，1941年5月，汪伪政府成立了清乡委员会，并于7月份开始在沦陷区实施清乡运动，企图协助日军消灭敌后的抗日力量。
那些自诩梦寐以求攀上“高官”宝座的汉奸之辈。然而，真相却是，这个由失意政客拼凑而成的伪政权，既无共同政见与理念的强烈共鸣，亦缺少治理国家的权力与相应才能。它们的唯一相似之处，便是在侵略者面前寻求食物的庇护。自问世之刻起，便注定了其走向衰亡的命运。
汪伪政府的高级官员齐聚原国民政府考试院明志楼前，共同拍摄了一张合影留念。
在汪伪政权诞生不到两个月之际，即1940年1月，高宗武与陶希圣——两位昔日积极投身于汪精卫所倡导的“和平建国”运动的关键人物——在上海秘密逃离，转赴香港。他们在逃亡过程中，携带着汪精卫与日本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之间秘密会谈的诸多文件。高陶二氏将这些揭露汪精卫卖国求荣的文件公之于众，顿时舆论哗然。那些曾一度被汪精卫所谓的“曲线救国”论调所蒙蔽的人们，也因此得以彻底看清汪精卫认贼作父、虚有其表的真面目。
至1943年，汪精卫的心腹周佛海，作为军统的潜伏棋子，被成功策反。此后，周佛海便假扮身份，暗中庇护国民党的军统成员，秘密展开行动。在他的私宅中，军统秘密设立了无线电台，并精心选拔了一批人才。这些人才在周佛海的举荐下，得以进入伪政府，担任要职。
周佛海
随着战局逐步偏向盟军，汪精卫的末日亦渐行渐近。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美军飞机频繁盘旋于其本土上空。名古屋这座日本城市，也成为美军飞机频繁光顾之地。当时正于名古屋接受治疗的汪精卫，不得不频繁迁往防空洞，承受了巨大的惊恐。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离世，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汪精卫不幸辞世，然而那些卖国求荣之辈仍旧企图苟延残喘，继续维系这具傀儡政权的残躯。日本方面随即指派陈公博接替汪精卫，出任伪国民政府的主席。尽管继任者更迭，但正义的进程已势不可挡。
1945年，太平洋战场的战局逐渐演变为日本军队的节节败退，盟军对日本本土的封锁圈亦逐渐收束。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携手发表了《波茨坦公告》，坚决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此一严正要求遭到了日本政府的坚决拒绝。8月6日与9日，美军分别在广岛与长崎投下了原子弹，其破坏力之强，前所未有。8月8日，苏联正式向日本宣战，翌日，百万苏军迅速挺进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势，并迅速将其击溃。
身处四面楚歌的绝境，8月10日，日本天皇主持召开了御前会议，并最终作出重大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并宣布无条件投降。紧接着的14日，日本驻汪伪政府的大使谷正之与陈公博进行了会面，并向其传达了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这一震撼性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导致伪政府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后台支持。此刻，伪政权如夕阳渐行，主要掌控于伪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陈公博与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之手。陈毅坚守于南京城池，而周公则久驻上海一方。实际上，早在当月的12日，周佛海便从日方那里提前获悉了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他随即向蒋介石发出电报，明确表示自己将组织税警团、保安队、警察等，总兵力超过一万人，以维护上海的治安秩序，并将这座完整无缺的城市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中央政府......”
自此，蒋介石赋予周以重任，正式任命他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指挥，承担起保卫京沪地区治安的重要使命。
闻悉日本政府即将宣布投降的消息，陈公博多次向周佛海致电，急切地希望他能前往南京。但周佛海正忙于军事部署，一时无法分身，未能给予回应。陈公博焦虑难耐，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无奈之下，只得直接向重庆的蒋介石发出电报，恳求被委以“维持地方秩序”的重任。鉴于周佛海曾协助其接收，蒋介石不愿承担公然庇护汉奸的罪名，故对此汉奸头目选择了缄默。
此后，陈公博多次向周佛海伸出了邀请之手，期盼他能莅临南京，然而周佛海却屡次以委婉之辞予以谢绝。最终，陈选择派遣其秘书长赵叔雍赴上海，特邀周佛海莅临。考虑到周佛海在京沪两地已布局周密，军事部署完备，仅待蒋介石的到来以促成交接，赵叔雍便决定前往南京，参与伪政府的政治会议。
截至8月16日，故事的序章已然拉开帷幕。汉奸势力的头目们云集于南京颐和路上的“新主席官邸”，举办了一场伪政府的告别政治集会。会议正式开启，陈公博率先发言，对当下的形势进行了剖析，并再度重申了他一贯的主张——“党派不可分裂，国家务必实现统一”。为推动国家统一的伟大事业，我国现决定予以解散南京的伪国民政府。“解散一个机构虽易，但南京方面所涉人员众多，对于后续的处理事宜，我们理应进行细致的探讨。”他试图为自己寻找一条退路，然而又忧虑蒋介石可能不会同意他的请求。周佛海则认为，伪政府既已解散，讨论之事似乎已无必要，于是他毫不掩饰地扬长而去，甚至未回过头来。
历经五年多的汪伪政权，尚未及展开激烈抗争，便如烟消云散，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着汪伪政权的覆灭，昔日的汉奸们如同惊鸟散落各方，各展其状。首恶陈公博，深知自己非蒋介石亲信，命悬一线，便在日本人的掩护下逃亡至日本。不久，国民政府将其引渡回国，经审判后，判处极刑。1946年6月3日，陈公博在苏州狮子口监狱被执行了死刑。伪立法院长梁鸿志携家眷潜逃至苏州，却不幸被军统捕获。1946年4月3日，他被押送至上海提篮桥监狱，并于11月9日被执行了死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于1945年10月5日在北平被俘，同年12月25日，他在北京北城炮局监狱中因惧罪自杀。其他汉奸如王揖唐、林柏生、梅思平、丁默邨等，在战后审判中均受到了应有的惩处，被依法执行枪决。
1946年，陈公博在江苏高等法院接受审判的一幕，至今仍令人难以忘怀。
伪考试院长陈群为伪政权死。陈因与蒋介石自幼结下梁子，深知蒋介石绝不可能轻易放过自己。在那伪政府宣告解散的日子，他决然返回家中，举枪向自己射击。然而，他的警卫及时反应，成功夺走了枪支，阻止了他结束生命的企图。但陈群意志坚定，于8月18日，饮下了日本人提供的氰化钾，终究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原本自恃协助蒋介石接收上海之绩，得以侥幸逃脱一劫的周佛海，终究未能逃脱正义的审判。面对全国民众对惩治汉奸的强烈呼吁，蒋介石无奈之下，只得下令逮捕周佛海。不久，周佛海被南京高等法院判处死刑。但鉴于其在抗战期间对自身有所“助力”，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之身份，对周佛海实行特赦，将其死刑改为无期徒刑。最终，周佛海于1948年2月28日因疾病，在老虎桥监狱中离世。
汪精卫墓爆炸前
1946年，随着国民政府即将重返南京，蒋介石下令，将坐落于南京梅花山顶的汪精卫墓园予以彻底炸毁。
何应钦下达命令，指派74军51师工兵部队，动用50公斤TNT烈性炸药，将汪精卫的墓穴彻底炸毁，并将汪氏遗体运送至清凉山火葬场进行火化。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巨响，汪的坟墓如同其虚幻的春秋大梦，瞬间化作无数碎片。那些大小汉奸均受到了应有的惩治，正如俗语所说，正义或许会迟到，却绝不会缺席。这出人间丑剧，至此终于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