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25年的地缘政治钟摆剧烈摆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正加速演进。俄乌冲突的硝烟尚未消散，科技博弈从芯片延伸至人工智能，全球贸易体系在关税壁垒与供应链重组中震荡，传统全球化秩序正面临重构挑战。
在这场新旧秩序的碰撞中，一个占全球人口70%、GDP总量突破23万亿美元的新力量集群正在崛起——“全球南方”正以不可逆转之势重塑世界经济版图。从非洲草原到东南亚群岛，从拉美雨林到中东沙漠，这个由63亿人口构成的庞大市场，正在释放前所未有的增长动能。
在日前举办的长江商学院“全球南方发展论坛”上，长江商学院李海涛院长指出，在人口红利、资源禀赋、政策开放与全球化的多重驱动下，全球南方正迅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贸易的关键增长点。中国作为全球南方最大的经济体，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领先的科技创新与工业革命的宝贵经验，正从“世界工厂”向“南方大脑”跃迁；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对拉美、东盟的出口结构升级，更展现于对南南合作新范式的赋能与引领。
当我们谈论“全球南方”，我们在谈论什么？在这场历史性转型中，如何于蓝海中造红利？与你分享李海涛院长的现场演讲精编。
长江商学院院长、金融学教授、杰出院长讲席教授李海涛
在长江商学院全球南方发展论坛上发表致辞演讲
新旧秩序嬗变背后：
“全球南方”如何重塑贸易规则？
新秩序的形成伴随着全球贸易格局的深刻重构，二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主导、西方发达国家共同推动的传统全球化范式正在让位于新的力量对比，新全球化范式正在崛起。一个显著的表现是国际贸易流向的结构性变化。
在全球贸易中，南南贸易的比重持续上升，“全球南方”国家正迅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贸易的关键增长点。
数据显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主要构成即全球南方）占全球GDP的份额已从2000年的21.02%攀升至2024年的41.23%，预计2029年将达到43.71%，其经济增速持续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
具体到贸易层面，2024年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和一带一路共建的出口增长尤为亮眼，增幅最大的地区是拉美和东盟，增长最快的国家包括巴西、越南、印尼等。在出口产品中，新质增长点开始体现：2024年出口增长主要来自机电产品大类，其中出口增速最快的包括船舶、芯片、汽车等。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强区域合作，实现了贸易伙伴关系的多元化，降低了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自2018年贸易战以来，中国的贸易顺差不降反增。2024年，中国全年贸易顺差达到创历史新高的9921.6亿美元，逼近万亿美元大关，是2018年贸易战爆发前的2.7倍，远超包括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出口大国在内的任何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达到的水平，形成了世界贸易中“中国顺差万亿、美国逆差万亿”的两极格局，反映出在“贸易战”背景下中国外贸产品的强大韧性与国际竞争力。
中美两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竞争也日益激烈。特别是在AI技术方面，中国已经与美国处于同一梯队。DeepSeek、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的发展，使中国在全球科技创新中占据重要位置。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拓展南南合作，不仅提升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影响力，也为当地带来了先进技术和资本赋能。其中，体育作为最具普世价值的人文纽带，以其跨越国界的独特魅力，成为促进民心相通、深化战略互信的高效载体，为各方构建了更为立体、可持续的协作生态。
全球南方市场巨大的人口红利、经济潜力和加速工业化、开放化的迫切需求，使其成为驱动未来全球增长的核心力量；中国在过去20多年经历的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宝贵经验，以及正在引领发展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独特能力，将成为赋能全球南方市场“明天”的巨大潜力。全球南方将很快成为下一个“中国”。
63亿人的新大陆：
谁在释放下一轮增长红利？
作为划分南北国家的地理标准，“勃兰特线”最初由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领导的联合国南北委员会提出。
冷战结束后，“第三世界”逐渐失去其政治意义，“全球南方”这一中性概念，逐渐用于描述包括非洲、拉美、中东和东南亚等在内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拥有63亿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70%；GDP达到23万亿美元，贡献了约40%-50%的世界GDP。随着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超成熟市场。
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并非偶然，其背后是多重红利的全面释放：
●1.政策开放红利：各国积极推行开放政策和发展战略（如沙特《2030愿景》），吸引外资和技术；
●2.人口红利：人口基数庞大、增长迅速且结构年轻化，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
●3.资源禀赋红利：丰富的化石能源（石油、天然气、煤炭）和关键矿产（镍、锂、钴、稀土等）储备与供应能力，不仅为其自身发展提供了支付能力基础，也为国际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4.全球化红利：深度参与并受益于全球化进程，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如东盟推动《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
另一方面，目前全球价值链分布已呈现出清晰的梯度特征：美国以创新活动见长但面临制造业空心化；欧洲兼具创新活动、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但在互联网与AI等新兴领域创新不足；中国则凭借大制造国和大消费国的优势，经过二十多年发展，已成长为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综合提供者，并在互联网和AI等创新领域崭露头角；而中国以外的全球南方市场复杂度较高，分布在有限初级产品、大量初级产品、初级制造业的不同阶段，对加速工业化和开放化需求迫切。
这种梯度分布造就了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在产业链梯度上的高度互补性：
全球南方国家拥有丰富的能源与关键矿产、初级产品及制成品供应能力和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但亟需高性价比的工业化能力与经验以快速拥抱四轮工业革命。
而中国则具备门类完整、中高端且高性价比的工业制造能力，服务大规模、多层次的消费市场能力以及在互联网和AI领域的创新能力，需要庞大外需市场来消化产能以及充足的能源与关键矿产供应。
在覆盖传统的工业化领域以外，南南投资合作正在延申至数字经济、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
从“世界工厂”到“南方大脑”的跃迁密码
在这一新格局下，中国已逐渐成为全球南方国家贸易和投资往来的中心枢纽。在数十年的发展中，中国已成为众多全球南方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连续16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连续15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同时也是拉美多国（如巴西、智利、秘鲁、乌拉圭）的最大贸易伙伴。
在投资领域，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投资规模巨大且覆盖范围广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自2012年起稳居全球第三位。2024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1438.5亿美元，同比增长10.5%，并通过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参与多边开发金融机构等方式，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转型提供重要的融资支持。
此外，中国在产业链整合和技术创新方面也发挥着引领作用。作为全球南方国家重要的生产制造中心，2023年中国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占发展中国家内部出口份额显著提升，在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密集型产品上份额稳固，中技术密集型产品份额上升明显，高技术密集型产品保持稳定。
更重要的是，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正从过去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迈进，在AI等创新产业领域已处于全球南方国家的最前端，成为“全球南方”的创新头雁。
从 “抱团出海” 到全球领跑：
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突围
面对新全球化范式的机遇与挑战，全球南方国家间的协同合作至关重要。
2025年5月，首届“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的举行，覆盖总人口超21亿、经济总量近25万亿美元（均约占全球1/4），正是全球南方崛起背景下区域经济合作的一大创举，被评价为“三方结合在一起的实力可重塑全球经济态势”。中国正在通过全球南方多方合作，引领新一轮全球秩序的重塑。
对于积极投身全球竞争的中国企业而言，借鉴成熟模式实现“协同出海”是把握机遇的关键策略。观察日本企业的经验，其“抱团出海”模式（以综合商社为核心，形成产业协同、信息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通过资源集聚效应有效放大了回报并降低了风险。
这种模式背后既有财团间“环形持股”的硬性利益捆绑，也有“团结、互助、协作、忍让”的“和”文化作为软性基础。中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地方商会等可以借鉴此模式，在协同出海平台的支持下，实现横向（同环节关联企业）或纵向（产业链上下游）的“抱团出海”，有效降低风险，提升整体竞争力，更好地在全球化浪潮中立足。
华为是全球化企业的成功典范。华为通过长期主义的战略布局建设出海能力体系，逐步建立了覆盖全球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网络。在早期阶段，华为已经在俄罗斯、印度和非洲派遣了驻外人员，但收获有限。后来，通过集成产品开发变革（IPD）、集成财务服务变革（IFS）、全球供应链变革（ISC）等一系列举措成功实现全球化转型。如今，华为已成为全球通信行业的领导者，其经验对中国企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
‘我们不应该指望海水变得平静，而要学会在强风之下继续航行。’这是一个旧的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新的伟大时代的开始。面对新全球化范式的机遇和挑战，中国企业应积极拥抱变革，通过产业链纵向协同与横向联合建设全球化布局能力体系，以实现长远发展，成为真正的全球化企业。
”
企业全球化的成功，最终依赖于构建体系化的全球运营能力。这要求企业具备长期主义的视野，进行包括产品开发、供应链管理、财务服务、客户关系管理等全方位的流程再造与能力建设，以练就真正的全球化“内功”。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企业家更需要跨界学习，深刻理解科技创新、商业模式、金融创新、人文关怀、社会创新以及全球变革趋势，方能带领企业更好地把握新秩序下的机遇，应对挑战。
而长江商学院将持续搭建全球跨界学习平台，助力企业家把握“下一个‘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历史性机遇，引领中国企业家学在全球，赢在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