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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晚年“巫蛊之祸”的血色阴影中，一名婴儿被投入监狱，险些丧命。

廷尉监邴吉的冒死守护，为他挣得一线生机。

他长于市井，深谙民情，却因“罪人之后”的身份被朝堂轻视。

权臣霍光废立帝王如弈棋，选中他本欲操控傀儡，却反被其隐忍蛰伏所震慑。

“故剑情深”暗藏玄机，雷霆手段剿灭权臣——

这位被严重低估的帝王，能力堪比朱元璋，却为何被历史刻意遗忘？

01

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是一场由猜忌与权谋交织而成的血色悲剧。

征和二年（前91年），武帝因多病疑心巫蛊作祟，宠臣江充借机构陷太子刘据，称其以桐木偶人诅咒父皇。

彼时太子刘据与卫皇后因卫氏外戚势力渐大而遭武帝隐忧。

江充趁机率胡巫掘地东宫，“掘得桐木人”，并伪造帛书诬其谋逆。

太子被迫起兵诛杀江充，却遭武帝误判为反叛，最终血染长安，数万人罹难，太子与卫皇后相继自尽，卫氏一族几近覆灭。

在这场政治清洗中，太子满门皆殁，唯余出生数月的孙儿刘病已，作为“罪人之后”被投入郡邸狱。

廷尉监邴吉面对襁褓中的婴儿，以“常人无辜尚不可杀。

况亲曾孙乎”之理拒行酷令，暗中安排女囚胡组、郭征卿哺育，并以俸禄购药食，屡次救其于病危。

后元二年（前87年），武帝病笃，术士妄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武帝竟下令尽诛二十六狱囚犯。

内谒者令郭穰至郡邸狱传诏时，邴吉闭门抗旨，厉声道：“皇曾孙在此！普天之下，岂有无辜婴孩当死之罪？”彻夜坚守狱门。

郭穰劾奏邴吉，武帝却因“皇曾孙”三字恍然醒悟，叹道：“天意如此。”遂大赦天下。

数日后武帝驾崩，遗诏将刘病已收养掖庭，其命运始得转机。

此段史事，折射出武帝晚年皇权与亲情的撕裂——

雄主沉疴多疑，权奸乘隙构祸，而微小个体如邴吉，竟以孤勇守护人性良善，于血色中存续一线生机。

02

在掖庭的庇护下虽得保全性命，但刘病已的生活远称不上优渥。

他顶着“皇曾孙”的名头，度过的却是粗茶淡饭、布衣麻鞋的寻常日子，每日与市井小民为伍。

然而这段看似困顿的岁月，却阴差阳错地成了他日后执掌天下的独特资本。

当其他皇子在深宫高墙内听着谆谆教诲、学着礼法规矩时，刘病已正实实在在地摸爬滚打在真实的生活中。

他混迹于市井街巷，亲眼目睹黎民百姓的艰辛，也看透了官吏们的各种做派。

有一位教他读《诗经》的学者曾无奈道：“殿下所见，才是真正的天下。”

这话虽简单，却道出了刘病已与其他养尊处优的皇室子弟的根本不同。

刘病已的学习经历也颇为特别。

他既跟随如东海澓中翁这样的学者研习《尚书》，也乐于同市井间的游侠儿切磋骑射功夫；

既能与文人论经典，也会蹲在田埂上听老农唠叨收成，或看工匠演示手艺。

这些五花八门的经历，让他对社会的了解远非那些只读圣贤书的贵族子弟可比。

班固在《汉书》中记载他“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可谓生动描绘了这位另类皇族青年的形象。

这些丰富的底层阅历，不仅让刘病已积累了广博的见识，更锤炼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

他既能与文人雅士唱和诗文，也能和贩夫走自在闲聊，这种“上得厅堂，下得街巷”的亲和力，无疑为他日后统治天下奠定了难得的基础。

时光流转，刘病已在宫外已度过十多个寒暑，从懵懂婴孩长成了十八岁的青年。

在旁人眼中，他或许只是个身世特别却前途未卜的普通年轻人。

然而，元平元年（前74年）四月，汉昭帝刘弗陵的突然驾崩且无子嗣，使大汉的皇位意外空悬，也为刘病已的命运带来了转机。

起初，权倾朝野的大将军霍光与群臣议立新君时，目光并未投向刘病已。

他们依据血缘亲疏，选中了昌邑王刘贺。

这位刘贺是汉武帝第五子刘髆之子，身份看似合适。

但这位新君的表现着实令人瞠目：他不仅从封地带来了二百多名亲信官员，还急于在丧期内安插自己人占据要职，甚至将皇帝信节上的黄旄改为红色，其意图昭然若揭。

更有甚者，他在国丧期间我行我素，宴饮无度，举止荒唐，据说在短短二十七天内竟做出了千余件不合礼制之事，对霍光等辅政老臣的劝诫更是置若罔闻。

霍光面对如此局面，忧心忡忡。

他意识到若放任刘贺胡闹，不仅先帝基业可能毁于一旦，朝局也将陷入混乱。

与大司农田延年等人密商后，他援引伊尹废太甲的先例，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

以太后之名，召集重臣，历数刘贺罪状，将其废黜。

刘贺的皇帝梦仅二十七天便告终结，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极短的君主之一。

皇位再次空悬，选择谁继任大统，成了悬而未决的难题。

03

废黜刘贺后的长安城，弥漫着一种微妙的寂静。

霍光与他的同僚们面临着一道颇为棘手的选择题：龙椅不能久空，但合适的候选人却似乎无处可寻。

汉武帝的直系子孙零落凋敝，不是早夭，便是德行有亏，难堪大任。

朝廷上下，群臣面面相觑，不知下一步该如何落子。

正是在这片沉寂的焦灼中，一个名字被小心翼翼地提起——武帝的曾孙，刘病已。

最先向霍光举荐他的，是丞相丙吉。

他称赞这位年轻人“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

此言一出，殿堂之上一片哗然。支持者看重他血脉中流淌着武帝曾孙的身份，认为这足以名正言顺地继承大统。

反对者则嗤之以鼻，觉得一个长于市井、混迹民间、甚至幼年曾系囹圄的年轻人，怎能骤然担起天下重任？

有人私下嘀咕：“难道我煌煌汉室，真要一位‘囚徒天子’不成？”

霍光缜密地权衡着。刘病已的血统无可指摘——

他是戾太子刘据之孙，这根正苗红的出身，在宗法上是块硬招牌。

更关键的是，他就像一张白纸，在朝堂全无根基，身边更没有围拢着一群急于攀龙附凤的私人班底。

这对霍光而言，意味着可控，意味着不会突然冒出个外戚或近臣来挑战他苦心经营的权力格局。

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在霍光看来，大抵是容易塑造和引导的。

于是，元平元年（前74年）七月，历史的聚光灯打在了一位看似平凡的年轻人身上。

刘病已从掖庭被迎入未央宫，在先帝灵柩前接受了皇帝的玺绶，并更名为刘询，改元“本始”。

一场从囚徒曾孙到九五之尊的极致逆袭，在世人惊愕的目光中完成了。

然而，龙椅的椅背并非立刻就能倚靠得舒服。

刘询心里透亮，自己此刻的至尊地位，完全系于霍光一念之间。

这位权倾朝野的大将军，官拜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

内朝外朝的军政大权尽握其手，历经昭帝、废帝，经营朝堂二十余载，门生故吏遍布天下。

在他面前，自己这个新君，更像一个被暂时安放在宝座上的精致图腾。

刘询选择了最聪明的策略：蛰伏与观察。

他对霍光表现出极大的敬重，乃至“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

每次霍光奏事，他都谦逊聆听，仿佛一位虚心求教的学生。

在旁人看来，这位新帝似乎怯懦无主见。

但事实上，刘询正冷静地观摩霍光如何运筹国事、驾驭群臣，默默学习着一切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必备技能。

同时也在暗中甄别哪些人可能成为未来真正忠于自己的力量。

等到地节二年（前68年）春三月，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时刻悄然来临...

04

地节二年（前68年）春三月，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病逝。

这位权倾朝野的权臣之死，在长安城引发了一场无声的地震。

朝臣们各怀心思，有人惶惶不安，有人暗中窃喜，更多人则在观望——

那位一直隐忍的年轻皇帝，如今会如何动作？

刘询的反应堪称政治智慧的典范。

他不仅为霍光举行了极高规格的葬礼，效法萧何故事，赐予金缕玉衣、黄肠题凑，还亲自临丧，悲恸之情令人动容。

他追谥霍光为“宣成侯”，令其陪葬茂陵，极尽哀荣。

表面上看，这是一位学生对老师的深切缅怀；

实际上，这是一位帝王在稳妥处理权力过渡的精妙布局。

刘询深知，霍氏势力盘根错节，贸然动手只会引发动荡。

但刘询并非无所作为。

在霍光死后仅一个月，他便宣布开始亲政，并做了一系列微妙调整：

五天一听事，令群臣直接向他奏报，逐渐绕过了霍氏家族掌控的尚书系统。

他提拔了两位关键人物：御史大夫魏相给事中，允许其出入宫禁；

任命丙吉为尚书，直接参与机要。

这两人都非霍氏党羽，且对皇帝忠心耿耿。

霍光的侄子霍禹、女婿范明友等人则加官进爵，表面上尊宠无比，实则明升暗降，兵权被逐步削弱。

霍禹继任大司马，却无印绶，并无实权。

霍山领尚书事，但皇帝新增的魏相、丙吉等人分走了大量实权。

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策略，显示出刘询高超的政治手腕。

地节四年（前66年）七月，霍氏家族终于按捺不住，准备发动政变。

他们计划以太后名义宴请百官，趁机诛杀魏相、丙吉等人，然后废黜刘询，立霍禹为帝。

然而刘询的耳目早已遍布朝野，政变尚未发动，便被一举挫败。

刘询以雷霆手段清理霍氏余党，诛杀霍禹、范明友等人，废黜霍皇后。

但同时对被蒙蔽裹胁的一般参与者予以赦免，没有扩大打击面。

这场权力更迭中，刘询展现出与朱元璋相似的冷酷与精准。

朱元璋在胡惟庸案后废除丞相制，同样是为了强化皇权；

而刘询清除霍氏势力后，也将权力彻底收归皇帝手中。

不同的是，刘询的手段更加克制，没有引发大规模动荡，这或许是他被后世低估的原因之一——

人们往往更关注血腥的权斗，而精妙的制衡艺术反而容易被忽视。

05

彻底掌握大权后，刘询开始全面推行他的治国理念。

他提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强调儒法并用、德刑兼施的治国方略。

这在当时堪称一项政治创新。

刘询的吏治整顿尤为出色。

他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官吏考核与奖励机制。

对表现优异的地方官，不仅给予物质奖励，还将其姓名、事迹张贴在未央宫白虎殿的墙壁上，作为典范。

对于刺史、守相这类地方大员，他必定亲自面见，考察其能力与抱负，再授予官职。

他常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这在当时是极有远见的治理理念。

面对经济问题，刘询的措施同样务实。

他多次减免田租、口赋，减轻农民负担。

在灾荒年份，他令各地开放仓廪赈济灾民，并允许农民迁徙至粮食丰裕地区就食。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推行了“常平仓”制度，政府在粮价低时购入粮食，贵时平价售出。

既保护农民利益，也稳定粮食价格，这一制度后来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调控手段。

在法律领域，刘询设置了治书侍御史、廷尉平，专门审核刑罚轻重，避免冤狱。

他废除了一系列苛法，如“首匿连坐法”，规定子女首匿父母、孙首匿祖父母，皆不再连坐。

他还严厉禁止刑讯逼供，特别对七十岁以上老人和八岁以下幼童，除非犯大逆不道罪，否则不予拘捕。

这些政策看似平淡无奇，却极具实效。

到元康年间，粮食价格降到每石五钱，创造了汉代最低记录。

边郡地区的粮仓储备甚至可达百万石以上。

这样的经济成就，即便与朱元璋时期的“洪武之治”相比，也毫不逊色。

但朱元璋的治国成就广为人知，而刘询的经济政策却很少被提及。

06

在对外关系上，刘询的成就更是令人瞩目。

他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使汉朝国威远播，四夷宾服，开创了自汉武帝以来最好的外部环境。

面对匈奴问题，刘询把握住了历史性机遇。

当时匈奴内部陷入分裂，五单于争立，互相攻伐。

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韩邪单于被迫南下向汉朝称臣。

刘询以极高礼节接待，赐予黄金玺绶，冠带衣裳，刀剑车骑，并派兵协助其平定内乱。

这是匈奴首次向汉朝正式称臣，标志着汉匈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与此同时，郅支单于被迫西迁，汉朝北部边患基本解除。

这一成就堪比朱元璋北伐蒙古的壮举，但知名度却相去甚远。

在西域方面，刘询于神爵二年（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以郑吉为首任都护，统辖西域诸国。

这是中原王朝首次在西域设立正式行政机构，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版图。

西域都护的设置不仅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也加强了汉朝对西域的影响力。

郑吉曾自豪地说：“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

对羌人问题，刘询则展现了强硬一面。

神爵元年（前61年），先零羌联合诸羌反叛，攻城略地。

七十六岁的老将赵充国提出“屯田破羌”策略，主张以步兵屯田稳扎稳打，而非骑兵长途奔袭。

这一策略起初遭到多数朝臣反对，认为过于保守。

刘询力排众议，支持赵充国的方案。

结果屯田政策大获成功，既平定了羌乱，又节省了大量军费，边境得以长治久安。

这种军事与经济相结合的策略，显示出刘询非凡的战略眼光。

07

黄龙元年（前49年）十二月，刘询病逝于未央宫，谥号孝宣皇帝，庙号中宗，成为西汉四位拥有正式庙号的皇帝之一。

史家评价这一时期：“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亲，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之时。”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一位文治武功卓著的皇帝，却在后世很少被提及。

或许是因为他的统治夹在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与儒生化身的汉元帝之间；

或许是因为他缺乏戏剧性的传奇色彩；

又或许如一些学者所指，清朝修《明史》时对明朝皇帝的评价影响了后世的历史记忆。

但仔细比较，刘询与朱元璋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

都出身卑微，深知民间疾苦；都善于巩固皇权，精于权术；

都重视经济发展，民生改善；

都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解决了外部威胁。

二人都实现了国家的中兴，延长了王朝的寿命。

不同的是，朱元璋的形象深入人心，而刘询却默默无闻。

这种历史记忆的选择性，使得一位极具借鉴意义的古代政治家被长期忽视。

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位西汉中宗皇帝时，会发现他的治国理念、政治手腕和务实精神。

不仅堪比朱元璋，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值得称道。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偏心的记录者，它常常记住那些声名显赫的人物，却忽略了那些同样伟大但低调务实的人物。

刘询，就是这样一位被历史淡忘的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