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月，正值危急关头，遵义会议召开并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增补了教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自此，教员跻身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之列。当时，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会，由五位常委构成，包括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以及毛泽东。实际上，党中央总书记的职位由张闻天担任，这标志着遵义会议后中央领导核心的正式形成。
当前，刘少奇身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尚未踏入正式委员的行列。尽管他身处党内领导岗位，但在排名上却居于十数名开外，鲜有公众知晓。
审视刘少奇所履行的职务，不难察觉他在党内长期致力于工会事务。这并非暗示工会工作无足轻重。事实上，共产党正是源自工人运动的兴起。然而，自1927年起，党的中心工作已从城市转向了农村，全力构筑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开启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布局。这些农村革命根据地往往坐落在小县城、偏远乡镇或乡村地带，与北上广等大城市相较，缺乏大型工厂，产业工人的数量亦极为稀少。尽管刘少奇自1932年踏入中央苏区后仍负责工会工作，并担任中华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一职，但所谓的工人群体，实际上已不再是传统的产业工人，而是囊括了小商贩、手艺人、苦力、裁缝、剃头匠、木匠等，他们的文化政治素养普遍偏低。
此外，在三十年代，战争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众多日后崭露头角，成为党和国家领导核心的人物，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大放异彩，建立了赫赫战功，例如毛泽东、彭德怀、林彪、陈毅、李先念等。相较之下，刘少奇并未投身军旅生涯，仅在长征途中短暂地担任红八军团中央代表，参与了领导工作。红八军团是长征前夕匆忙组建的新军，其成员均为中央苏区后期新招募的士兵。然而，该军团不久后被击溃，其番号随之取消，并入红五军团。此后，刘少奇又被任命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却未能借此积累战功。因此，自1927年中共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来，尽管刘少奇曾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但其贡献并不突出，也未能跻身党内核心地位。
即便长征的胜利将他们带到了陕北，刘少奇依然担纲着工会工作的重任，担任着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的职务。然而，那时的陕北苏区尚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工业基础薄弱，工人人数寥寥无几，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力相对较小。
上文对刘少奇在大革命失败直至长征结束这一历史阶段的个人经历进行了简要梳理，其目的在于阐述一个观点：伴随着党的战略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工作对象由工人阶级转向农民大众，斗争方式从工人起义转变为土地革命，刘少奇长期专注的工会领域逐渐被边缘化。尽管他依旧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但在党内的影响力却并不突出。
不过，仅仅八年之后，即1943年3月，中央领导层发生了调整。虽然政治局委员的改选需等到中共七大召开时才进行，但鉴于自遵义会议以来的路线斗争，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无法执行正常职责。实际上，唯有教员在忙碌中独力支撑。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以承担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职责。作为临时性的过渡措施，中央书记处在七大选出新的政治局之前先行运作。这个中央书记处成为中央领导的核心，党内所有重大决策均由其制定，所有重要指示也都由其发布。
中央书记处人数为7人。
仅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三位组成的核心成员，其中毛泽东执掌主席之位，对中央书记处的日常事务享有最终决策权。此阵容与中共七大选举产生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相比，成员数量有所减少。实际上，这一阵容已初步勾勒出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轮廓。
此外，在书记处之下，还设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机构——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这两大委员会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辅助性机构，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毛泽东执掌宣传委员会的领导之职，而刘少奇则领衔组织委员会，这两大部门——宣传与组织——在中共党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刘少奇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他掌管着两大核心机构之一，并在党内的重大决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鉴于那个时期正值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了确保党的各项事务与军事行动能够实现更为紧密的协同配合，特别决定任命刘少奇同志进入军委，并赋予他军委副主席这一重要职务。
此外，为确保各地区工作的领导与协调一致，特此决定，由刘少奇同志全面负责华中地区的党、政、军、民各项事务，同时，陕甘宁及晋西北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亦由任弼时同志统一领导。
此时此刻，刘少奇手中汇聚了党政军的核心权力。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间，他始终稳居党内第二位，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者，他肩负着继承教员遗志的重任，其地位坚如磐石，愈发显得历久弥新。
在抗日战争初期的那段不平凡的时光里，刘少奇，一位长期致力于工会事业的边缘人物，究竟做出了哪些非凡的成就？这些成就是否正是他迅速跃升至党内第二位的关键？这一切均与他在这段时间里取得的两大显著成就息息相关。
发展华北
追溯至1935年12月17日，一二·九运动的余波尚未完全平息，我国的政治格局亦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巨变。在此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刚刚抵达陕北不久，便立即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并确立了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
在本次会议中，中共中央郑重作出关键决定，委派刘少奇出任北方代表，承担起引领中共北方局工作的艰巨使命，并全权负责将党的最新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
这一事件成为刘少奇职业生涯的转折点，让他从原先在后方较为边缘的工会工作，转向投身党的事业最前线，为党的事业拓展新天地，为中共勾勒出全新的发展蓝图。
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迁移至中央苏区。然而，受限于通讯联络的不畅，以及国民党军队持续的封锁与围剿，其对全国各党分支机构的领导力逐步削弱。尤其是自1934年中央启动长征后，一度与共产国际及国内其他中央分局的联系彻底中断。
鉴于中央苏区地处华南腹地，接收来自北方的党组织指令的难度大幅提升，以至于后来，中央的同志们主要通过报纸这一渠道，才得知陕北存在革命根据地以及红军的消息。
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尽管西北地区的党组织实力较为坚强，但华北地区中共亦在河北设立了一处省委，其办公场所位于天津。河北省委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实质上实现了统一，形成了“一套机构，两块牌子”的格局——河北省委即等同于中共北方局，而北方局亦等同于河北省委。声名显赫的“12.9”运动正是在这一局部的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在河北省的南部，党组织还领导着一些规模虽小却拥有一定军事基础的游击队。
鉴于北方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与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对于瓦窑堡会议所确立的中共战略方针调整毫无所悉，同时王明、博古等人的极左路线在党内仍占有相当影响力，因此，可以预见，在陕北已确立的中共未来发展方向将不可避免地转向华北辽阔地区，该地区包括陕西、山西、绥远、河北、山东等地。在此背景下，派遣一位杰出将领前往北方局，以夯实基础，显得尤为急迫。
自1928年始，刘少奇便开始在顺直省委（今河北省委）履职，同时亦曾执掌满洲省委书记之职。对北方地区的实况，他洞察入微，长期在白色恐怖区域的工作经历，更是在地下斗争中为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自长征出发之际，他便与党中央并肩作战，对中央战略的调整和组织结构的变动有着深刻的领悟。基于此，委以刘少奇负责北方局工作，无疑是最佳的人选选择。
自1936年初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夜，他肩负中共北方局代表的使命，主导着北方局各项事务。彼时，全面抗战尚未拉开序幕，他的主要职责集中在整顿党内组织，以及团结人心，调整北方局的思想与工作方针。在对外层面，他全身心投入统一战线的工作。同时，中央也在西北地区积极开展统战活动。在我之前的论述中，已提及统战是一项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军事行动，它曾一度拯救了中共的命运，而成功的统战甚至能够重塑历史的走向。
北地与中枢，东西相望，紧密协作，携手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不仅为即将到来的抗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石，亦使得在国民党严酷打压中勉力生存的中共重新焕发生机。
在这段日子里，刘少奇肩负起了一项举足轻重的使命。彼时，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关押着众多中共干部，他们大都是在30年代初，因北方党组织遭遇重创而被捕入狱。到了1936年刘少奇接手北方局工作之际，仍有60多位同志被囚禁其中。这批人中，不乏日后成为党内要员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鉴于党的干部队伍本身就相对薄弱，特别是缺少熟悉北方工作经验的干部，若能成功营救这批同志获释，无疑将显著提升中共在北方的势力。
刘少奇随即向中央紧急请示，并迅速启动了救援行动，成功将这批干部从牢狱中解救。此后，他们在中共构建北方抗日根据地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直至六十年代，其中仍有四十位幸存者，其中二十二位继续身居要职，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及国务院副总理等高级领导职务。当然，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六十年代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此处暂不对此事进行详细剖析。
自七七事变爆发起，直至1938年10月，我国历史揭开了第二篇章。随着平津地区的相继陷落，刘少奇同志在太原重整旗鼓，重建了北方局，并亲自担任书记之职。在这一阶段，党的核心使命是全力以赴，在华北地区发起并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与八路军的前线挺进同步，刘少奇同志立即将筹备与发动游击战争的任务提升至北方局工作的核心位置。八路军初期所采用的战术主要是运动战，以1937年9月的平型关大捷为例，便是这一战术策略的典范之作。当时，在党内对于八路军在华北战场的作战方式，是采取运动战还是游击战，意见并不统一。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尽管如此，党内仍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倾向于支持运动战。
当前，刘少奇与教员的思想理念已达高度统一，他严肃地向中央进行了汇报：干部的工作重心应集中在农村，全力以赴投身于游击战争的组织实施。
与此同时，刘少奇敏捷地在北方各省展开战略部署，派遣精干人员奔赴平津、河北、山东、绥远等关键区域，主动与各地党组织建立紧密联系，并亲自指导他们开展抗日游击战。
在八路军投入战斗的前三个月里，我们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抗击日军。那时，我军尚未能分心他顾，既未着手创建根据地，也未深入敌后开展作战。单凭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兵力，要在广大的乡村地域迅速开展游击战，实属力不从心。但刘少奇同志却早早地开始了华北游击战的战略规划，为日后构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共在敌后积极实施游击战术，并精心构筑抗日根据地，遵循一套既定且成熟的策略。鉴于八路军兵力仅有四万余人，深入广袤的乡村地区实属不易。若一旦踏入陌生地域，由于对当地环境的不熟悉，失败的风险自然极高。因此，常规做法是先在地方上发展党组织，夯实政治根基，深入掌握当地实际情况。紧接着，派遣军事干部到当地，对游击武装进行专业培训，以巩固军事基础。最终，以主力部队为核心力量，在当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唯有如此策略，方能确保根据地的成功发展与壮大。
刘少奇早年便着手于北方各省的战略部署，致力于培育壮大各地区的党组织，从而构筑起了一幅坚不可摧的中共组织网络。这为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四大北方抗日根据地的日后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在主力部队东进的过程中，刘少奇不断推动各地中共组织的扩张与进步，其卓越贡献堪称功勋卓著。
成立华中战略区
华北抗日根据地逐步壮大，根基越发坚固，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成功召开了第六届六中全会。此次会议的召开，旨在对自抗战爆发以来的各项工作进行总结回顾，并努力弥合路线上的分歧。对于刘少奇来说，这个时期同样成为了他职业生涯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在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了“巩固华北，开拓华中”的战略方针。为何在确保华北稳固的同时，启动华中地区的开发计划？这主要是考虑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益严峻。当年十月，广州与武汉相继陷落，华中与华南的广大领土遭受严重破坏，迫切需要在这些区域大力开展敌后游击战，构筑新的抗日根据地。
为保障该战略方针在组织内部流畅执行，中央高层作出重要决定，决定设立中共中原局，旨在进一步加大党对华中地区各项工作的领导力度。
中原局由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等同志共同组成委员会，刘少奇同志担任该局书记。该局负责对长江以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的党组织工作进行统一规划和指导。
不久后，华北分公司刚刚成立，公司便着手筹备华中分公司的创建。刘先生荣幸地被赋予重任，担任华中分公司总经理一职，肩负起开拓华中市场的重任。
即便刘少奇将众多干部从延安引至南方，华中地区的干部阵容仍显单薄。鉴于此，他着手创办了各式干部培训班和党员进修班，这正是他的强项所在。凭借党内资深理论专家的身份，他亲自为这些干部授课，为华中根据地的建设储备了众多杰出人才。
经过数月的辛勤播种，中共在中原地带的影响力迅猛增长，鄂豫苏边、鄂中、鄂西北、鄂东等地相继建立起数十支规模不等的游击队伍。中原局更是不遗余力地培育了众多军事英才，相继派出14支精锐部队，总人数超过4800名。以这些英才为骨干，新四军的二师一部、四师和五师应运而生，部分骨干成员也充实到了新四军的三师和七师。在中共的领导下，武装力量和党员队伍均壮大至超过两万人。
中原局最为显著的功绩，便是成功构筑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当时，中原局驻地位于河南，积极推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的游击战。然而，关于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原局内部尚存分歧。最终，中央决定向东进发，直指江苏沿海，直至海疆。在高级干部思想尚不统一之际，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与中央决策高度契合。1940年2月，中原局发布了《关于建立苏北、皖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这为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解决了长期困扰华中各级党组织的思想路线难题。
这一过程实属不易。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中原局同期成立的中共东南局。东南局由项英担任书记，领导新四军开展各项工作，同时管辖中共浙江省委、江西省委、福建省委、皖南特委、苏南特委以及苏皖特委，其势力同样不容小觑。然而，项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理解有所欠缺，对向敌后发展的战略部署不够得力，始终犹豫不决，未能及时深入敌后。他的路线与中央及中原局一直存在分歧，甚至曾严令陈毅的江南指挥部不得北渡长江，以免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因此，新四军长期未能实现较大规模的扩张，军部亦困守皖南，最终不幸遭遇皖南事变。
刘少奇始终与中央的战略思想保持高度契合，他多次与广大干部进行深入交谈，耐心地进行说服工作，使得中原局的干部们思想统一，紧密地遵循中央的战略方针。这便是高超的领导艺术。在此过程中，他与项英多次发生激烈的争论，坚定地要求陈毅部北上渡江，协助南下八路军在苏北展开工作。中原局最初集中力量在皖东建立根据地，全力发动群众，深入区乡，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皖东根据地作为日后进军苏北的重要前沿基地，得到了巩固与发展。
皖东根据地的建立标志着中共战略布局的进一步拓展，随之而来的是向东部地区的进发，以建立苏北根据地。对于当时的中共而言，苏北地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里农业与渔业兴盛，粮食、棉花、油脂、食盐等物资丰饶，为中共军队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正如“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所言，苏北的丰饶为中共军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我们无需担忧国民党切断军饷，剥夺我们的生计，或是对我们实施严密的封锁。
苏北之地，备受瞩目，日军与国民党军皆虎视眈眈。在此创建根据地，谈何容易。苏北不仅有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代主席、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所率领的十万雄师，还有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的部下，以及财政部税警总团陈泰运的队伍。国民党在苏北的影响力可谓是根深蒂固。
鉴于苏北地区国民党顽固派势力显著强于新四军，1940年3月，刘少奇向中央提议，派遣华北八路军精锐部队，至少包括三个团，前往苏北支援作战。中央采纳了刘少奇的建言，制定了开拓苏北根据地的战略规划。随后，中央下令八路军总部，由黄克诚率领344旅及鲁南地区的部分八路军部队，南下以支援苏北根据地的战斗。
黄克诚部南下与新四军会师后，中共在皖东北集结了两万雄师。尽管这些部队分属不同系统，指挥体系尚未统一，然而在华中地区，已无一位大帅级人物可委以重任。于是，刘少奇临危受命，全面掌管华中地区的党政军群各项事务。
八路军挺进南方，新四军北上驰骋，南北夹击，最终在苏北地区实现会师，为中共在苏北展开战略布局提供了绝佳的契机。经过郭村守卫战和黄桥决战，中共成功压制了苏北地区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使得自身在苏北地区成为最为强大的力量。苏北抗日根据地由此初步形成，并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抗日根据地。
然而，这仅仅是起步，若不稳固苏北的根据地，中共在苏北将难以立足。巩固根据地，必须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缺乏政权，中共的武装力量将沦为流寇。构建政权、开展群众工作是刘少奇的专长，他早已形成了一套长远的规划。
1940年深秋，刘少奇同志率中原局机关、黄克诚部与陈毅将军汇合，随即召开紧急会议，共同商讨加强苏北根据地的巩固策略。经过深入讨论，最终确定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具体措施：
1. 统战工作需深化，重点加强对地方势力及士绅阶层的联络与合作，以构建三三制政权。
2. 积极推动群众参与减租减息运动，以此激发民众支持中共抗日的热情。
3. 积极组建地方抗日武装力量，彻底清除反动势力的渗透和影响。
4. 深化党的工作，积极争取知识分子群体，并加强与我方友军的联络与合作。
正当此时，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领导机关及其直属部队几乎遭受全歼。刘少奇同志率先得知此消息，并迅速向中央汇报。全党全军对此义愤填膺，中共中央随即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在政治和军事上做好充分准备，以挫败国民党发动的反共攻势。
此刻，刘少奇冷静地剖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提出中央应仅在政治领域全面发起反击，而在军事上则暂缓全面反攻。这一基于实际情况的提议，对中央在处理皖南事变问题上作出的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面对国民党对新四军的污蔑，将其诬称为叛军并宣布撤销其番号的举措，刘少奇当机立断，向中央发电，力主重建新四军军部。他任命陈毅为代军长。新军部成立后，刘少奇对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将其划分为七个师，总人数达到九万。新四军以焕然一新的姿态重返抗日战场，极大地振奋了广大干部战士的士气，消除了皖南事变留下的阴影。刘少奇的这一系列积极举措，有力地稳定了华中乃至全国的局势。
新四军完成统一整编后，其管辖范围覆盖了原东南局的区域。随着皖南事变的爆发，东南局虽名义上仍存，实则已名存实亡。鉴于此，中央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成立华中局，并由刘少奇担任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军分会书记。此举实际上是将华中、华南的全面管理权交予刘少奇，使他成为华中华南地区党政军群的最高领导者。在刘少奇的领导下，中共大部分力量掌握在手，麾下聚集了陈毅、粟裕、黄克诚、张云逸等众多杰出将领。
稳固了军心与民心之后，刘少奇随即投身于华中根据地的巩固工作中。巩固这一区域，关键在于充分动员千百万民众。而要动员群众，便需让他们深切体会到中共带来的实际利益。为此，刘少奇运用了他的策略——减租减息。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华中各根据地相继颁布了“二五”减租条例，并抽调了大量干部组成民运工作队，深入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这一运动在华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使得中共在各个根据地的根基更加牢固，基层组织也深入到了农村的每一个角落。后来，在返回延安的途中，刘少奇经过山东时，再次运用了这一成功经验，解决了山东根据地发展停滞的问题。
刘少奇以其卓越的成就赢得了党中央的青睐，在开辟华中地区的过程中，为中共再立赫赫战功。1942年，党中央将他召回延安，参与中央的领导工作。毛泽东同志急切盼望刘少奇能够重返延安，协助自己，同时对于刘少奇一路上的安全亦分外关心，唯恐发生任何意外。为此，毛泽东同志多次致电华中局及彭德怀将军，指示他们务必做好刘少奇沿途的保卫工作。
在返回延安的途中，刘少奇再次立下赫赫战功。尽管1942年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已有所成长，但主要领导人之间却始终存在诸多路线上的分歧。八路军山东纵队与115师亦未能实现有效融合，这阻碍了山东根据地的发展，未能满足中央的期望。在多次反扫荡战斗中，山东根据地遭受了重大损失。因此，中央决定委托刘少奇在途经山东时，顺道解决这一棘手问题。刘少奇不负重托，抵达山东分局后，便迅速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先后与山东分局书记朱瑞、115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以及山东纵队政委黎玉进行了深入交谈，成功化解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刘少奇指出，山东根据地未能迅速发展扩大的关键在于未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导致群众动员不足。此外，他还协助山东分局纠正了肃反扩大化、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等复杂问题。刘少奇的到来，犹如山东根据地的及时雨，使其迅速摆脱困境，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在华北与华中地区成功建立抗日根据地，使中共拥有了辽阔的土地和千百万民众的坚定支持，正规军的人数亦激增至百万之众。这一成就，足以与毛泽东同志早年开创井冈山根据地的丰功伟绩相提并论。若将井冈山根据地的开辟视为中共武装力量从无到有的里程碑，那么刘少奇同志在华北、华中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建设，便是将中共武装力量从1跃升至2的关键一步，其功绩显赫。正因如此，他在1943年跃居党内第二把交椅，并长期稳固这一地位，历时二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