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关键成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贡献了卓越的、永载史册的伟大功勋。他不仅护送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区，还亲自投入了新政协筹备工作的方方面面；从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到正式会议的成功召开，再到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组建，周恩来倾注了大量心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
一、安排保护民主人士至解放区
1948年，随着我军在各个战场的连连告捷，中国共产党着手思考构建全国性政权的问题。是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应迅速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研讨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共同组建民主联合政府”。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同志亲自负责，引导爱国民主人士秘密前往东北及华北解放区，邀请他们共同参与新政协与新中国的筹备工作。
1948年8月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布了一条重要消息：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纷纷向毛主席致以电报，表达了对中共五一节时局主张的支持。毛主席对此予以回复，诚挚邀请各方共同商讨具体的实施步骤。
自“五一口号”发布以来，各民主党派纷纷作出积极响应。8月1日，毛泽东同志致电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针对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人、与会人员范围以及会议应探讨的问题，再次征求他们的意见。当天，周恩来同志亦向中共香港分局及潘汉年同志发出电报，指示他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迅速征询民主党派的意见，并代为传达中共中央的立场，热切欢迎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区进行商谈，同时加快相关筹备工作。为此，周恩来同志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安排，他指示中共华南分局和香港工委的同志，以租用外国轮船运输货物为掩护，秘密地将这些爱国民主人士分批次送往东北和华北两个解放区。次日，周恩来同志又电令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香港，与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同志共同负责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工作。
在接到周恩来起草的中央指示电之后，钱之光、方方、潘汉年等同志迅速启动了秘密安排，旨在将民主人士安全接送至解放区。他们对上船前的路线规划、接应人员的挑选以及可能遇到突发情况的应对措施等进行了细致的讨论与部署。在收到他们的详细汇报后，周恩来随即回电同意了他们制定的行动计划，并特别强调必须严格保密，并要求他们在启程后随时汇报遇到的任何情况。
“首先，若该货轮确实缺乏航行保障，则不宜乘坐”；“其次，即便货轮有保障，但民主人士表现出顾虑，亦不宜乘坐”；“最后，若货轮有保障，民主人士亦愿北上，但不宜全体一同乘坐一艘船，而应改为分批抵达，此次宜尽可能减少人数”。首批前往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于9月12日启程，27日抵达朝鲜的罗津港。李富春同志受周恩来同志之托前往迎接，并与民主人士一同于29日抵达哈尔滨。进入10月下旬，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女士抵达东北解放区，周恩来同志随即电令李富春、蔡畅同志代表中央前往探望并慰问。
在1948年12月，参与新中国首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界民主人士，乘坐华中轮抵达了东北解放区。
在经过慎重考虑后，周恩来于九月下旬精心制定了两份邀请名单：一份涵盖了自港、沪及长江以南地区前来解放区，旨在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成员及无党派知名人士，其中包括李济深、蔡廷锴、张澜、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何香凝、史良等共计77位人士；另一份则是准备从平津地区邀请的张东荪、许德珩、张奚若等24位人士。在致港、沪党组织的电报中，周恩来特别强调：各位人士需在今冬明春期间全部抵达解放区，方能妥善安排。
随着三大战役的顺利进行，周恩来也加速了安排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商讨建国大业的进程。11月初，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指出：“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经由新政协会议产生。”因此，应多邀请一些尚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人士，以扩大统一战线。11月底周恩来再次致电上海、香港分局的刘晓、钱之光等人，要他们加速动员和护送民主人士和各方面代表来解放区，准备在大连登岸。
“周先生想得如此周全，真是万分感激！”
“对于那些响应‘五一’口号，并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斗争的各民主党派，我们应普遍承认其合法地位，并给予保护。”同时，他要求我党同志“以坦率真诚的态度，向他们阐释我党的政策和立场，就所有重大议题与他们进行协商，以促使他们与我党并肩前进”。
自北平实现和平解放以来，众多华北解放区的民主精英陆续迁至这座古城。为了便利深入探讨国事，周恩来同志致信东北局、华北局以及平津两市党委，派遣林伯渠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前往沈阳，负责接待东北地区的民主人士来北平会聚，以便集思广益，商讨重大方针，并筹备新政协的成立事宜。2月25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35位民主人士，在林伯渠同志的陪同下，乘坐专列抵达北平。在周恩来的亲自调度与安排下，自1948年9月起至1949年9月止，香港局与上海局分批次共计20余次，成功护送一千余名民主人士与文化英才安全抵达解放区，其中民主人士逾350位。此举不仅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政党制度以及新中国的建立汇聚了各路英才，亦强化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稳定性，同时拓展了新生人民政权的组织根基。
二、亲自领导和筹建政协工作
自中共“五一”劳动节口号一经提出，新政协的筹备事宜便逐步步入正轨。自1948年下半年开始，周恩来肩负中央重托，不仅在协助毛泽东继续指挥解放战争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他亦投入了极大的精力，致力于新政协的筹备以及新中国的建设准备工作。
“我们期望新政协能够产生出中央政府。政协作为中国人民的统一战线组织，其组织形式应得以长期保留，未来在政协会议上可讨论重大问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政协将承担其职能；一旦人代会成立，政协则转变为参谋部。”
政协全国委员会，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关键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机构，应运而生，是中国革命历史条件孕育出的独特统一战线形态。
1949年9月21日，我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首届全体大会，在北平的中南海怀仁堂庄严地揭开了序幕。
周恩来倾注了大量心血，于百忙之中亲自执笔起草了政协的《共同纲领》。在纲领的起草过程中，历经多次修订，起初定名为《新民主主义纲领》，后更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最终确定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最终形成草案提交政协筹备会全体会议进行讨论。周恩来所起草的这份草案初稿，除序言外，分为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两大板块。具体纲领又细分为六个方面，共计45条。草案初稿完成后，历经七次反复讨论与修改，广泛吸纳了各方的宝贵意见。9月22日，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演讲。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票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共分为七章，共计六十条。作为一部临时宪法，它清晰地界定了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与政体，并对新中国的政治体制、国防、外交、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政策方针作出了规定。它是新中国建立和国家机器顺畅运作的根本性文件。周恩来先生在纲领的起草、修订直至最终通过过程中，贡献良多，功不可没。
周恩来不仅深入探讨了人民政协的性质、职责和组织机构，更亲自肩负起领导人民政协从发起、筹备到正式召开的全过程。
1949年6月15日，中南海勤政殿迎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首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同志担任大会主席，并发表了激情洋溢的开幕词。翌日，他在会上详细阐释了《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内涵，并对表决程序进行了详尽的说明。会议对《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进行了修正，并顺利通过。同时，确定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名单，周恩来同志光荣当选为常务委员。在会议中，毛泽东同志被推选为常务委员会主任，而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五位同志则担任副主任，李维汉同志则被任命为秘书长。为了加速各项筹备工作的推进，会议决定在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设立六个工作小组，周恩来同志被推举为第三小组的组长。
1949年6月至9月间，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了七次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会议，会议内容涵盖了新政协的性质与历史使命、政协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新政协与统一战线之间的联系、新中国的内外政策、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前景、参与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和名单，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与实质等多个议题。周恩来在会上明确指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实体化。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政协将转变为中共领导下的各党派协商的机构。国家重大事务均可在会议前进行协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联盟。”在讨论政协组织法时，周恩来提出，若形成稳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其名称亦应固定，并建议命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依照周总理的建议，在9月17日举行的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新政协正式被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17日，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新政协筹备会的第二次全体会议。
“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之巨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首次全体会议圆满落下帷幕。会上，毛泽东同志被选为政协主席，而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同志则担任副主席。此外，会议还成功选举出由63位成员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及由180人组成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值得注意的是，1951年10月28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31次会议又增选了18位成员。在此次会议中，毛泽东同志被推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等六位同志当选为副主席。此外，陈毅等56位同志当选为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
尽管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仅持续十天，但其筹备工作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指导下，历时近一年。此次会议承载着重大历史使命，并圆满完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政治协商制度的创立，标志着我国历史上一种新型政党制度的诞生，为新中国孕育而生。
三、精心设计并组建新中国首届中央政府
1949年10月1日午后2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了其首次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以及全体委员庄严宣誓，正式就任。周恩来同志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并兼任外交部长一职；林伯渠同志则被委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的重任。中央人民政府随即责成他们迅速组建政府机构，并全面展开各项工作。随后，于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了开国大典，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成立。
周恩来同志领导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构成奠定了坚实的原则基础与组织架构。然而，政务院究竟应下设多少机构，领导干部如何进行配置，大量工作人员的来源，以及组建后的工作如何开展，这些问题在开国大典之后亟待得到明确。为此，周恩来同志进行了深思熟虑的筹划和细致入微的安排。
在深入研究政务院下属机构配置事宜后，周恩来同志与毛泽东主席达成共识，作出决策：先行撤销1948年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并以该机构的人员阵容为基础，构建中央人民政府的架构。借鉴华北政府的设置模式和管理经验，对政务院各部门进行扩充，并从各大行政区中挑选了一批杰出干部，用以充实和强化政务院的各个部委。诸如邓小平、陈毅、贺龙、习仲勋、李富春、邓子恢、李先念、谭震林等杰出人才，纷纷被调至政务院，担负起各部门的领导职责。
1949年6月15日，中国历史性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举行了首次全体会议，地点选在了北平。在此背景下，同年7月15日，筹备会的常务委员们于中南海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在《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中，周恩来对政务院的组织架构及其职权进行了详尽阐述。他指出，政务院由一名总理、四名副总理、一名秘书长以及十五名政务委员共同构成。政务院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国家事务的管理。依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政务院下辖四个委员会及三十个部级机构。至于政务院内各部门的隶属关系，周恩来有着明确的划分设计。
（1）政治法律委员会负责指导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以及民族事务委员会等五个部门的工作，同时亦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保持紧密联系。
（2）在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指导下，统筹协调财政部、贸易部、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铁道部、邮电部、交通部、农业部、林垦部、水利部、劳动部、人民银行以及海关总署等共计16个部门的工作。
（3）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指导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科学院、新闻总署以及出版总署等六个部门的工作开展。
（4）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肩负着相对独立的职责，其主要职能包括：首先，监督全国各级国家机关及各类公务人员是否违背国家政策、法律法规，或损害人民及国家利益，并对其中违法失职的机关和个人进行纠举；其次，指导全国各级监察机关的监察工作，颁布相关决议和命令，并对其执行情况进行审查；最后，负责接受和处理来自人民及人民团体对各级国家机关和公务人员违纪失职行为的控告。
“政务院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首脑机构，肩负着国家事务的领导与管理职责。政务院及其下属的四个大委员会和三十个行政部门，均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石，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现了科学合理的职能分工。”
10月25日，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了第二次政务会议，会上审议并批准了有关接收前国民党政府机构的工作原则。同时，会议宣布华北人民政府的工作使命告一段落，原由华北人民政府管理的5省2市将直接归属中央政府管辖。10月31日，华北人民政府遵照中央人民政府的指令，正式结束了其工作，并向政务院进行了工作移交。11月1日，政务院正式展开运作。
政务院总理之下，配置了四位副总理，具体任命为董必武、陈云、郭沫若以及黄炎培。
特设政务委员共计15名，包括谭平山、谢觉哉、罗瑞卿、薄一波、曾山、滕代远、章伯钧、李立三、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以及黄绍竑。
政务院设立秘书长一名，同时配备副秘书长五位。经任命，李维汉同志担任秘书长一职，而齐燕铭、许广平、郭春涛、孙起孟、辛志超五同志则担任副秘书长。
政务院之下设有四个部级以上的委员会，总计拥有主任、副主任以及委员170位。这些委员会的核心领导层包括：
政治法律委员会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出任主任，彭真、张奚若、陈绍禹、彭泽民担任副主任，陶希晋则担任秘书长一职。
财政经济委员会由政务院副总理陈云担任主任，薄一波与马寅初分别担任副主任，薛暮桥则出任秘书长一职。
文化教育委员会由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担任主任，马叙伦、陈伯达、陆定一、沈雁冰出任副主任，胡乔木则担任秘书长一职。
人民监察委员会由著名民主人士谭平山担任主任，刘景范与潘震亚出任副主任，李世璋则担任秘书长一职。
除提及的四个委员会以外，政务院还设立了三十个部级机构。
此外，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设有办公厅，并特任命齐燕铭担任办公厅主任一职，同时，余心清、周新民、乔冠华、罗叔章亦被委以办公厅副主任的重任。
至1949年10月底，新中国首届中央政府已全面组建完毕。相较于过往历届政府，本届政府吸纳了众多民主人士，展现出卓越的才干与智慧。在周恩来总理的周密筹划下，众多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得以进入各级领导岗位。观察中央人民政府的最高领导层，六位副主席中，有三位（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均为党外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的56名委员中，党外人士占据了27名，比例接近50％。政务院的人事配置同样充分体现了这一特色。在政务院的四位副总理中，有两位（郭沫若、黄炎培）属于党外人士，比例达到了50%；而在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共有9位（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占比高达60%。
在周恩来同志的引领下，政务院的基层员工队伍由三个主要群体构成：首先是党员及长期投身革命事业的同志，其次是前国民党起义成员与旧政府职员，最后则是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以及青年学生。周恩来明确指出：“我国政府正处于初创阶段，政权机关亟需众多人员投入工作。这三类人各有所长，也各有不足，我期望大家能够团结一致，相互借鉴，共同提升思想觉悟与工作作风，以更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各部门在选拔人才时，均应兼顾这三个群体。”
在精心搭建新中国第一届中央政府的过程中，周恩来展现出了三个显著特点：
首先，必须巩固共产党在政权中的核心领导地位。这一目标主要通过中共领导人担任最高行政机关中的关键行政职位来达成。以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为例，在政务院的四个委员会及三十个部级机构中，共有十九个行政职务的正职由中共党员担任。
“如此安排，既可汇聚各方智慧，集思广益，亦能使政府的方针政策得到广泛传播。”
第三，鉴于政权初创阶段人才资源相对匮乏，政府内部普遍存在交叉任职和兼职现象。例如，在15名政务委员中，就有9位委员身兼数职，分别担任部长和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周恩来总理不仅担任政务院总理，还兼任外交部部长；陈云副总理则同时肩负财经委员会主任和重工业部部长的重任；黄炎培副总理亦兼有轻工业部部长的职责，并担任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副总理则同时担任文教委主任和科学院院长的双重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已走过75载辉煌岁月。周恩来同志对新型政党制度以及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周恩来同志半个多世纪不懈奋斗的人生轨迹，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历程的生动写照；是新中国孕育、诞生、成长以及赢得崇高国际地位历程的生动写照；是中国人民在自主选择的革命与建设道路上艰苦探索、勇于开拓、勇往直前的生动写照。”今日，我们缅怀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新中国的建立所立的丰功伟绩，正是为了学习他们不忘初心、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期在新的历史时期贡献我们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