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伊始，春意渐浓的北京西郊，气温仍旧寒冷刺骨，呼啸的寒风卷携着细沙，猛烈地摇曳着路旁的大树。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位于海军司令部与空军司令部之间的那座俄式别墅小院——什仿院，愈发显得幽暗而孤寂。

虽看似平凡无奇，这个小院四周却环绕着逾三米高的砖制围墙，墙上更添一层超过一米高的电网。围墙之内，树木已茁壮成长至十几米之高，将占地约七千平方米的三层楼宅以及后院平房笼罩得密不透风，宛如隐藏于尘世之外，隔绝了尘嚣。

初踏入首都警卫部队某连执行监护任务的新兵茅飞，面对这里的景象，既感到陌生，又不免心生好奇。凭借着直觉，他暗自揣测，小院中关押的定是些非同寻常的人物。踏入大门，仿佛迈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此处驻有两组士兵及一个炊事班。部队成员居于前院别墅之中，而后院则安置了11名受监护的“黑帮分子”。每人一间独立的小屋，彼此间互不相识，甚至在上厕所时也需错开时间，确保彼此从未有过交集。

茅飞首次踏足一号哨位履行职责，便与所监护的对象正面相遇——对方身材不高，却腰杆笔直，显而易见是一位历经烽火锻炼、训练有素的军人。

似乎在何方曾与他擦肩而过，可记忆中却一片空白。他扛起步枪，心中充满疑惑，思绪不断在脑中盘旋：那他究竟是谁？

1969年春季，从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地点选在了首都北京。在这期间，整个城市洋溢着欢腾的气氛，全国上下都在热烈庆祝。到了4月28日，茅飞刚刚值完班，便听到从一号监房传来了沉闷的询问声：“党的九大已经闭幕了吗？”

“此事已告一段落。”茅飞回应道。“那份政治报告是否已对外公布？”

“现在广播电台的声音正播放着。”“能否打开一点窗户？我想听广播。”

茅飞轻轻推开房门上方的狭小孔洞，院落中广播喇叭的声响便顺着缝隙传入到了监护室之中。

主持人正播报林彪的政治讲话：“……在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正坚定不移地遵循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持续投身于伟大的斗争之中。自1957年发起的反资产阶级右派斗争，至1959年庐山会议揭露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

“林副主席又批评我了。”

监护室内飘出的那声自言自语，瞬间唤醒了机灵小战士的记忆：那人是彭德怀！

自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在北京的挂甲屯吴家花园度过了长达6年的软禁生活，直至1965年的秋季，得益于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任命他为大三线建设的副总指挥，随后他迁居至四川省成都市永兴巷7号之宅。

经过一年多的时光，数十名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将彭德怀押送至北京，对他进行了连番的批斗。随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注与干预下，彭德怀与罗瑞卿、黄克诚、万里等十位资深革命家一同，被安置于这座什刹海畔的院落中，开始了他们漫长的囚禁生涯。

彭德怀未曾料到，他的人身自由自此被永久剥夺，直至生命的终结。在那日执行巡逻任务时，茅飞特地前往彭德怀的监禁室探望。刚踏入房门，一股刺鼻的腥臭味几乎令他作呕——日复一日的紧闭，房门上仅留有一个方孔，室内的空气无法流通，污浊自是难免。

“你从哪？”彭德怀问。

“大丰县，江苏。”茅飞答。

彭德怀微微眯起眼，细细端详一番，随后缓缓点头，感慨道：“江苏，那真是个好地方啊。你们这些年轻人此时投身军旅，真是享受了福气，想我当年从军……”

话未说完。

茅飞步入彭德怀的监护室，不禁发现其布置异常简朴：室内仅有一张宽度不足一米的小床，床上铺着的被褥虽与战士们相同，却更显破旧不堪。室内还设有办公桌、一把木椅以及一只属于他个人的小皮箱。办公桌上摆放着三只餐碗、一双筷子、一个热水瓶和脸盆，此外，还散落着日常洗漱所需的物品。

彭德怀的饮食与战士们毫无二致，遵循部队的三类灶标准，日供0.45元，月供13.5元。他的日常生活井然有序，每餐皆为一碗米饭、一道菜肴与一盅汤水。所谓的米饭，多以窝窝头为主，偶尔方能尝到米饭或水饺的滋味；至于菜肴，多为炒肉丝、炒白菜；汤水则或是小米稀粥，或是玉米糊糊。

每逢用餐时刻，带班员与炊事员各提三桶菜肴，逐一走访各室，为众人分饭。茅飞注意到，彭德怀无论分得何种菜品，不论分量多少，始终缄默不语，只是默默地进食，那神情，仿佛每一口都是无尽的甘甜。

又发工资了。

事务长携带着工资单来到彭德怀的监室，催促他签字确认。茅飞目光锐利地捕捉到，他每月的薪资总额高达530元。

在那个年代，这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足以购买众多物品。需知，茅飞他们这些新战士每月的津贴仅有区区6元人民币啊！

“买日用品了吗？”事务长问。

“不行！”彭德怀简短回应。

“生活的营养品呢？”

“也不需要。”

“剩下的钱……”

依旧遵循旧例，除却我每月的生活费与药费，其余款项悉数缴纳为党费。

事务长对彭德怀的作息习惯了如指掌，略一询问，便接过他签署的薪资单，径自离去。

彭德怀同志每月缴纳的党费，数额始终在三四百元以上。然而，他日常洗脸、擦拭身体、洗涤足部，所用的毛巾与脸盆却并无分别。那件虽经多次修补却依旧不舍丢弃的衬衣和裤子，他始终未曾更换，时常亲手拿起针线进行缝补。

每日清晨6时准时起床，每项日常活动前，他必须先呼喊“报告”，并在得到值班哨兵的许可之后方可行动。

“报告，我要洗漱。”

哨兵表示同意。

彭德怀在洗脸时总会一并洗头，肥皂涂抹完毕后，他便会用力揉搓，直至将洗发水彻底冲净。一年四季，他洗脸的水都采用室内的冷水。他的室内总有一盆清澈的水，他习惯于将用过的水倒掉，再换上新的清水。清晨洗漱完毕后，他便开始整理床铺。他的铺床方式与战士们相同，被子叠得棱角分明，毫不马虎。

洗漱及叠被之事已妥当完成，他依循惯例，语气平淡地汇报：“我需去方便。”

“稍等片刻，”哨兵回应道。偶尔，这样的等待可能长达半小时、一小时，甚至更长。那天，彭德怀连续四次发出报告，哨兵的答复始终是“稍等”。彭德怀内心压抑至极，终于忍不住大声怒斥：“难道你连一个简单的命令都下达不了，难道要我叫停生理需求？”

“等！”哨兵答道。

彭德怀岂料，他们被囚禁的这所仿古院落后仅设有一座蹲式马桶，受监禁者唯有在清晨起身后方可如厕，众人只得依次轮换，难道还有什么选择吗？

晨餐过后，彭德怀便重返办公桌旁，手持放大镜，仔细研读着当日的报刊。每日，他们都会收到一份《人民日报》。桌上，摆放着《毛泽东选集》的第一至四卷。在仔细阅读完报纸内容后，他便会沉浸于《毛泽东选集》的深入研读之中。书中，他用红蓝铅笔、钢笔和圆珠笔划满了密集的线条，并留下了大量的详尽笔记。

阅读之际稍感疲惫，彭德怀便会起身在屋内稍作伸展。此时，他总会说：“我想活动一下。”哨兵则会随意回应：“那就活动吧。”彭德怀站直身躯，在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室内来回踱步，时而迈开大步，有时甚至练习正步，双手亦随势上下挥动，不断调息，深呼吸。他宛若一头被困于牢笼中的雄虎，再也无法如同昔日那般，骑乘骏马，威风凛凛地在战场上驰骋千里。

依据相关规定，彭德怀等被监护人员需每日上午与下午各进行一次短暂的户外活动，每次放风时间约在十五分钟。活动期间，他会由值班人员或哨兵陪同至屋后一片空旷地带。哨兵随后会捡拾石块或树枝在地面上勾勒出一个大致相当于一间屋子的圆形区域，并向他宣告：“请在圈内活动。”如此一来，他只能在这个圈限范围内行走，绝不可逾越分毫。

彭德怀再次面临审讯的命运。中央专案小组每隔一段时日便会对他进行一次提审。通常是在清晨的早餐过后，一辆红旗轿车便驶至一号门前，将他以及负责看守的哨兵一同带离。此次，恰逢茅飞当班。轿车沿着五棵松的方向一路向北，直至抵达四季青公社一处农家小院的门前。

茅飞渴望随彭德怀一同步入审讯室，却遭一名皮肤白皙的专案人员拦阻。无奈之下，他只得站在院墙之外耐心等待。彭德怀被引至一间宽敞的房间。专案组成员们分坐在椅子上，面前是一张铺有咖啡色油漆的办公桌。彭德怀则被安排在一张特制的、长约半米的木凳上，凳面以黑漆涂抹得光可鉴人，且凳子本身较高，彭德怀坐在上面，显得半坐半站的状态。

在每一次审讯过程中，彭德怀总会与专案组成员产生激烈的争论，常常气得面颊泛红，情绪激动。

夏意渐浓，炎阳如火，蒸得人汗如雨下。彭德怀所居的监护室，更似蒸笼般炙热。他身着短裤、汗衫，仍不停地用报纸当扇挥洒凉风。自被打倒入狱以来，他的身上便生出了皮肤病，夏日尤为严重。每当沐浴过后，他需全身涂抹药膏。因背部不便触及，茅飞便入内代为涂抹，且时常劝他向中央提交报告，申请住院治疗。

彭德怀常常言道：“无需麻烦组织，我的身体尚能支撑，实在难以坚持时再行告知。相较于那些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我实属幸运之人。”

夏日炎炎，衣衫难尽其用，他只得将那件破损的圆领汗衫反复修补。坦白讲，负责监护他的哨兵们心底里最不愿看到他如此缝缝补补。每当修补衣物之际，按照规定，哨兵们必须紧挨着他，以防他萌生自伤之念。

今日，彭德怀再次着手修补他那件破旧的圆领汗衫，茅飞步入监室，贴近他身边，开始交谈。“彭总，这汗衫破烂不堪，放在外头也没人会要。您手头宽裕，为何不购置一件新的呢？”

“小家伙，若我那时担任国防部长，恐怕得对你提出一些批评。”彭德怀戴着老花眼镜，转身面带微笑地望着茅飞，“我们军队秉持着一种艰苦朴素的荣誉传统，这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意义。往昔，我们身着军装遵循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的原则，即便是衣物破损，也舍不得轻易丢弃。我们的穿着，承载着人民的负担。作为人民的子弟兵，我们应当时刻铭记在心，不仅是对优良传统的缅怀，更应当将其视为我军的核心本色。若遗忘这一传统，实则便是丢失了我们军队的根本。”

在陈述这番话语之际，彭德怀的神情显得格外庄重。那副面容，绝非困于牢笼的囚徒所能具备，更像是一位慈爱而智慧、耐心教导的长者。茅飞猛然意识到，彭德怀仍旧是人民军队的统帅！那源自他内在气质的底蕴，始终镌刻在正直的军事统帅身上，永不会黯淡无光！

茅飞深知，彭德怀投身革命，终身未育，仅有一侄女彭梅魁居于京城。平日里，他唯有在衣衫褴褛之际，才会令照看他的卫兵朱双虎前往侄女处，取回那套陈旧的军装。

他的所有家产仅限于墙角那只小巧的皮箱，箱中仅存放着两套陈旧的军装，其中最为精致的一套，是他担任国防部长期间所穿的将军马裤。1959年秋季，彭德怀自中南海的永福堂搬至挂甲屯的吴家花园，彼时，他将自己的元帅制服以及勋章和奖章悉数上交给了中央。

他淡然道：“对于百姓无需之物，我一概不取。”这份气度与高尚情操，难道是普通人所能轻易拥有的吗？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与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彭德怀屡遭疾病困扰。

某日，他体温骤升至40摄氏度，唇角泛起水泡，周身如火焚，哨兵迅速将情况上报连长。连长即刻向中央专案组请示。经周恩来总理批准，茅飞与两位战友将彭德怀将军送往301医院接受治疗，安置于西楼将军楼的204号病房。

彭德怀经三天紧张抢救后苏醒。

“何处？”彭德怀询茅飞。

“他正在全军总医院接受治疗。”茅飞低身对他说道。

彭德怀微笑道：“谢谢！”

片刻之后，彭德怀询问茅飞：“现下是几号呢？”

茅飞瞥了一眼手中的日历，回答道：“今日正是1969年8月11日。”

茅飞与彭德怀正相谈甚欢，专案组的成员突然踏入病房。他们仔细观察了彭德怀的面色与病历，随即下令哨兵安排彭德怀出院。其中一位身材高大的成员更是安慰道：“请放心，他绝无生命之虞！”

彭德怀怒吼道：“没错！我绝不会被死神夺走生命！我曾多次向马克思报到，他却屡次拒我于门外，让我重返人间！我绝不能戴着这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离开人世！不将这顶帽子摘除，我宁愿瞑目不得！”

茅飞察觉，唯有在彭德怀震怒之时，方能窥见其昔日指挥百万雄师、气势如虹的英姿。

炎炎夏日，闷热难耐。彭德怀在哨兵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登上红旗轿车，重返了监护的小院。司务长手持工资单请彭德怀签字，并关切地询问：“经过一场重病，本月您是否需要购置一些西瓜和水果，以滋养身体？”

彭德怀轻轻摇头，语气坚定：“不必了，仍按照惯例行事即可。”

“你似乎也应当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了。”茅飞忍不住提醒道。

彭德怀凝视着他们，嘴角轻轻上扬，带着一丝微笑：“我明白你们的善意，然而，这些年来我未能为党和人民贡献，而人民却对我倾注了无尽的关爱。我不能再让人民的负担增加。如此一来，我的内心会感到些许安慰。你们就遵照我的话行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