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妻子刘志兰：之后改嫁给左权生前的秘书，1967年参与山西夺权

“别离易见相聚难，已过二十一个月，何日再相逢？思念、思念、思念、思念！”这段深情的话，是左权将军写给妻子刘志兰的一封家书中的片段。然而，在左权牺牲之前，这对夫妻未能再次相见，成为一段永恒的遗憾。

刘志兰得知左权牺牲的消息时，悲痛欲绝，长时间陷入悲伤之中，直到六年后才逐渐平复心情，并决定改嫁给左权生前的秘书陈守忠。

多年以后，刘志兰和她的再婚丈夫一直保持低调，直到大运动时期才重新引起公众的注意。

然而，他们再次被人们关注时，并非因为什么好事。夫妻俩参与了山西省的政治斗争，结果导致了他们自己各个方面的困境，这令人感到惋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刘志兰对左权的情感一直延续到晚年，她不遗余力地为他恢复名誉而努力。

刘志兰出生于1917年，生于北京，家境优越，受到良好的教育。她在北师大女附中就读期间，于1935年末积极参与了“一二九运动”，并当选为民先队长。

由于刘志兰长相清秀，字写得漂亮，性格活泼，因此被称为校花，在当时的进步青年中有一定的影响力。

尽管“一二九运动”受到了军阀的残酷镇压，但也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随后许多人才纷纷涌向延安，刘志兰也在其中。

她与浦安修等同学结伴前往，到达延安后被这里的一切所震撼。

原来真的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为了理想、为了国家，可以放弃舒适的生活。即使现在的条件非常艰苦，他们也没有放弃内心的希望。

刘志兰受到这些情景的触动，作为商家出身的她最初难以适应如此清贫的生活，但还是坚持了下来。

她首先被安排到干部培训学校接受培训，毕业后被派往北方局妇女委员会工作，同时也兼任陕北公学的教导员。

1939年初，刘志兰前往太行山进行宣传，她在大会上展现出的英姿飒爽引起了朱德的注意。

朱德想到，他的好战友年纪已经不小了却仍未娶妻，便萌生了撮合的念头。

在朱德的安排下，刘志兰与左权见了面，最初她以为对方是个粗人，但见面后却改变了这种看法。

左权一直举止得体，谈吐间也显露出博学多才，让刘志兰心生好奇。

感情这东西，只要有了解的兴趣，就能谈得下去。

在之后的相处中，刘志兰才得知左权的真实身份，他是八路军副参谋长，曾在黄埔军校第一期、莫斯科中山大学、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

一个职位高、能力强、有学识的男青年，无论放在何时何地都充满吸引力，因此刘志兰很快确定了自己的心意，两人于1939年4月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

刘志兰曾担心八路军的高级将领会非常忙碌，但没想到新婚丈夫更加忙碌。

虽然两人同住，但很少有时间交流，甚至难以共进晚餐。经常是刘志兰已经入睡，左权才回家处理公务。

当时的刘志兰年轻不满20岁，有时会有些女孩子的小脾气，偶尔会抱怨丈夫。左权也清楚自己对妻子有所亏欠，每次都笑容满面地听她发牢骚。

婚后一年，他们迎来了女儿的出生。在彭老总的建议下，女儿被取名为“左太北”。左权初为人父，感到非常高兴，但他的工作仍然没有停下来。

这使得刘志兰不得不独自照顾孩子，抱怨也不可避免地增多了。左权对此感到内疚，百团大战前特意抽出时间回家。

他安慰了妻子，然后迅速给女儿换尿布、喂米汤，完成这些事情后又立即投入到家务活中，始终面带微笑。刘志兰看出他的疲惫，心中的怨气也渐渐消散了。

在百团大战期间，左权每天都要与彭老总配合处理各支部队的信息，很少有机会回家。

等到大战稍有喘息之时，左权预料到日寇可能会疯狂反扑，于是决定将妻女送回延安。

临行前，左权感到非常舍不得，特意请来部队的摄影师为一家人拍照，没想到那成为了他们最后一次合影。

1942年5月25日，左权为了掩护战友撤退，不幸壮烈牺牲。

刘志兰得知这个消息时，简直不敢相信，她立刻去找朱老总，希望这只是谣言。但朱老总不在，她只看到了一封彭德怀发来的电报：“十字岭激战，总部被围，左权失踪”。

看到“失踪”这个词，刘志兰抱着一丝侥幸，便找到了正在养病的林总询问其中的含义。

林总看到她伤心，含糊地回答可能意味着再也难以见到左权，刘志兰听懂了其中的暗示，当晚独自一人在窑洞外崩溃大哭。

朱老总忙完公务后赶来安慰她，尽力使她心情好转，刘志兰强忍住了痛苦。

不久后，刘志兰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悼词：

“为了革命，我付出了一切，包括我的丈夫。你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你对革命的无限忠诚，高尚的牺牲精神，以及你对我的深沉爱意。我将以你为榜样，继承你的志向，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度过了一段悲伤的时光后，刘志兰决定摆脱丈夫生前的阴影，以免因此陷入情绪低谷，她决定凭借自己的才能继续工作。

六年后，刘志兰最终鼓起勇气开始新的生活，她嫁给了左权生前的秘书陈守忠，这段婚姻得到了组织的支持。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刘志兰和陈守忠在包头工作了多年。1960年，陈守忠调到山西工作，刘志兰也随之迁往太原，担任山西农工部副部长。

本来按照常理，她本可以与陈守忠安享天年，但是大运动的来临改变了一切。

1966年，山西省内的造反派活动异常活跃，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1967年，前任山西副省长刘格平受江某之命，返回山西加紧夺权。

随后，刘格平被任命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核心小组组长以及省军区第一政委，而刘志兰和她的丈夫陈守忠则成为核心小组的成员。

刘格平主要依靠核心小组向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发动夺权行动，导致后者受到严重迫害。作为核心小组成员，刘志兰和陈守忠也卷入了其中。

然而，一旦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夺得权力，内部就开始出现分裂。

刘格平与副主任张日清因意识形态分歧产生严重矛盾，造反派也分裂成两派，经常发生大规模冲突，导致整个山西的局势日益混乱。

在这一局势下，中央出面干预，刘格平被召到北京开会，受到周总理点名批评，随后长期留在北京学习。

随着刘格平的受影响，跟随他的人也受到牵连，刘志兰和陈守忠被双双隔离审查。

这件事成为刘志兰履历上的一个污点，也影响了她的生活待遇，可谓一大遗憾。

然而，令人敬佩的是，她对左权始终怀有深深的感情。

左权在1932年被扣上“托派”的帽子并受到留党察看处分，之后十年的征战生涯直至牺牲，这两个污点都没有被彻底洗清。

1979年，刘志兰翻阅左权的档案，发现了一些过往的细节，于是她立即写信给中央组织部，希望对左权进行平反。

总政的答复是，当年左权将军牺牲时，中央和所有领导人都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因此已经算是得到了平反。

1982年，刘志兰再次致信中央，请求取消左权“留党察看”的处分。这一次，中央有关部门终于出具文件，撤销了这一处分，并对左权因受左倾路线打击迫害一事进行了平反。

1985年，《左权传》问世，刘志兰邀请陆定一在序言中详细阐述了左权被诬为“托派”的经过。

左权终于清白了，刘志兰尽管改嫁了，但她没有辜负左权将军，她也是一位深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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