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康熙去世，雍正即位，局势发生剧变。九门之内，一人独掌大权。他是那推开龙椅的人，也是日后被关进畅春园的阶下囚。

从五年前的权倾朝野，到最终死在禁所。到底是皇恩反噬，还是卸磨杀驴？还是罪证如山，自取其祸？始终贯穿这个故事的名字——隆科多。

从京城门户到权势之巅

初冬的寒风刚拂过京城的每个角落，皇宫内部却早已暗流涌动。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一位统治了六十年的皇帝离开了人世。江山社稷，皇位传给了皇四子胤禛。这封决定国家未来的诏书，该由谁来宣读？谁又能掌握这份权力？那年的冬天，隆科多站在了历史的关键位置上。

他不仅是皇家亲戚，还担任着“九门提督”的要职。这九门指的是北京内城的九个重要城门，是京城防卫的关键所在。他统领着兵马司、巡捕营和缉捕营，是皇宫禁军的一部分，也是政权稳定的第一道防线。谁能掌控这九门，谁就能掌控京城的安全。隆科多站在门口，不让任何人擅自行动，他是看门的神，也是守护帝国的守夜人。

康熙走了，帝位的归属就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胤禛得到了皇帝的诏书，正式继承了帝位。表面上，这是按照太祖的家法“秘密立储”进行的。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隆科多一手操办的。他封锁了宫门，调动了禁军，稳定了京城，保护了皇帝登基。这样就压下了八阿哥胤禩和他的支持者的反扑，稳定了局势。雍正皇帝的第一道圣旨，就是对隆科多的嘉奖。

这不是一般的赏赐，而是一系列高级职务的连续授予。从吏部尚书、总理事务大臣，到太保、一等公，再到尚书房总管，一口气连升五个职位。朝中上下都看得出来：雍正皇帝是要倚重他。他不仅是武将，还身兼顾命大臣，更是雍正登基合法性的关键保障。

他不负众望，迅速接管宫禁事务，处理京中军政，成了事实上的京师第二人。虽然雍正当皇帝，但刚登基时政局还不稳定。隆科多凭借军权、人脉和威望，在外朝构筑起一道屏障。他不仅有名，更有实权。

他的府邸，成了北京城里的另一个“中枢”。文武百官，甚至是地方官员进京汇报政绩，都要先去他府上。他的推荐几乎成了“绿灯通道”，他的态度就是指挥。他在朝中说一句话，就能影响一个尚书的仕途；他皱一下眉，就能让一道奏折压下。

京城中流传着这样的话：“如今的吏部，不在户部街，而在隆公府。”更有人称他为“中堂爷”，暗含他权力过大，几乎掌控一切。

雍正并没有马上阻止，反而在暗中推波助澜。他需要一个有力的臣子来震慑朝廷内外，确保新政的推行。他需要一把好用的刀，既锋利又顺手。隆科多正好合适。

皇帝对大臣的信任常常有限。如果大臣权力过大，就可能反过来伤害到皇帝。

雍正皇帝在观察情况。他一边封赏隆科多，一边提拔张廷玉、年羹尧、鄂尔泰等人来分权。新旧权力的斗争，就这样悄悄开始了。表面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

权力过剩，开始出现裂痕。

隆科多并不是政坛新手。他出身名门，见过许多大风大浪。也因此，他有点过于自信，做事有些急躁。

他开始操控吏部的人事安排，跳过了正常的推荐程序，把他的门客和亲戚安插到各个政府部门。他还私自下发调动命令，干涉兵部的公文往来。此外，他还避开内阁，直接与雍正皇帝单线联系，声称自己是“为皇上分忧”，实际上却是在削弱内阁的权力。

他不仅在军政上掌权，还涉足财政领域。他干预盐务和粮道的管理，甚至对税赋分成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于一个出身军人的权臣来说，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他的权限。

雍正早年就跟康熙学过政事，他知道如果让权臣绕过制度直接行动，整个朝廷就会乱套。他开始有计划地行事。

首先是政策收紧。雍正皇帝成立了军机处，把一些重要机密从隆科多那里拿过来，交给自己信任的人处理。在这过程中，张廷玉和鄂尔泰的地位不断上升，逐渐成为了新的重要力量。

雍正皇帝严厉整顿官场风气，秘密派巡抚和督抚进京审案。1724年，季谢案曝光，牵扯到山西巡抚的贿赂盛行。案卷中出现了隆氏的门生名字。雍正大怒，毫不手软。

朝廷的气氛突然变了。隆科多上奏的事情没有得到回复，批复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这三年来，他负责的政务明显减少，从前几乎每件事都要问一问，现在却很少有人理他了。他感到了冷落，但又无法回头。

为了自保，他更加紧紧抓住权力。他命令加强京营的训练，实际上是想让禁军更加忠于他。他把府邸的门户缩紧了，但暗中派了人去监视朝廷的情况。他还秘密地向皇上上奏，劝说张廷玉不要专权，并暗示雍正皇帝在使用汉人压制满族人。

这一举动，直接触动了皇权的敏感点。雍正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十分高兴，反复阅读了这封奏折三次，还连续写了三个字：“记之、察之、待之。”帝王的想法，这次展现得格外清楚。

此刻，隆科多还在耐心等待。他满心以为，只要自己不倒台，就能扭转局面。但他完全不知道，雍正已经悄悄地开始布局，一场大戏正在暗中上演。

年羹尧，曾是西北的军政一把手，早在1726年就垮台了，罪名多达九十二条。他原本是武将中的佼佼者，如今却成了监狱里的囚犯。隆科多见到年羹尧的下场，应该有所醒悟。但他没有退步，依然相信自己有“立国之功”。

在皇帝看来，“立功”仅仅是个开始，并不能保证安全。真正的忠臣应该知道在功成名就后适时退步，而不是用功劳压制君主。

裂痕已经显现。朝中大臣私下议论： “隆公恐怕要重蹈年羹尧的覆辙。 ”谁也没想到，他会倒得这么快。

在畅春园被禁足五年，之前的努力全部化为乌有。

到了1727年，也就是雍正五年的时候，隆科多虽然在之前的四年里看起来职位和待遇都没变，依旧是太保，拿一品的俸禄，还能参与一些朝廷的事务，但实际上，真正的危险往往隐藏在表面的平静之后。

一天早晨，宫里突然发出一道紧急命令，内务府派人直接找到了隆科多的家。这些使者没有按照规矩走正门，也没有通报，而是直接宣读了金牌诏书。诏书的内容是立刻撤掉隆科多的所有职务，并把他软禁在畅春园。至于他犯了什么罪，将由朝廷的大臣们专门审理。

隆科多被公布有41条罪名，密密麻麻，占了三页纸。核心罪状有三条：

一是“擅权干政”。指他不经过内阁，擅自决定人事，掌控军队，操纵六部的任命。

第二点是“无视朝廷规矩”。这意味着在雍正刚开始亲自管理政务时，他经常自行其是，依靠过去的交情来反对新政策，私下聚集同伙，干扰官员队伍的改革。

有些人被指责过于奢侈贪婪。据说他们私自设立小金库，收受贿赂，还非法占了很多土地，甚至超过了百亩。不仅如此，他们修建的府邸也太过奢华，竟敢按照皇室的标准来建造。

这些指控虽然并非全部真实，但确实抓住了政治上的要害。雍正并不需要隆科多犯下大罪，只要他表现出道德和权力上的衰落就足够了。这样一来，就可以剥夺他的地位和权力。

让他彻底崩溃的，不仅仅是被查处，更是那种“软禁”的方式。

他被带进了畅春园——这曾是康熙晚年休憩的地方，如今却成了他被关押的地方。他没有被审问，也没有遭受刑罚，但却失去了自由。他不能写信，不能见朋友，也不能与亲人见面。每天的饭菜由内务府定时送来，他也只能待在园子里，不能随意走动。

比关在牢笼里更让人害怕的，是没人说话。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原本以为只是暂时的禁闭，等到风波平息，皇帝可能会回心转意，给他一个重新的机会。可是，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他还是没有等到皇帝的召见。没有皇帝的自我反省诏书，也没有任何赦免的命令。他感觉自己就像被遗忘在帝国边缘的一块石头。

他的家人也没有逃过这场灾难。妻子和妾室被送往辛者库，子侄也被革除了官籍，成了普通百姓。他的府邸被查抄，门上的“尚书府”牌匾被敲掉，四角插上了写着“查抄中”的旗帜。过去门庭如市，现在野草已经长满了门口。

朝廷里，没有人替他说话。那些他以前提拔的人，现在都在顾自己的利益。以前总是奉承他的同事，现在一提“隆”字就避开。更有小官吏私下编笑话，说什么“隆公不隆”，讽刺他时运已经不好了。

1728年六月，他在畅春园中离开了人世，享年五十八岁。内务府只是简单地做了记录，没有举行任何葬礼，也没有追赠官职或谥号。他的遗体被草草地埋葬，归于一片宁静之中。

这样的结局，比任何刑罚都更残酷。雍正没有让他死在刽子手的刀下，而是让他在孤独中慢慢凋零。这种处理方式，是帝王最冷酷、最彻底的否定手段。

是该怪别人背后使坏，还是自己做得不够好呢？

隆科多的倒台，引发了后世无数争论。有人说他是被“卸磨杀驴”，也有人说他“罪有应得”。真相似乎隐藏在帝王术和权力逻辑之中。

第一种说法是“卸磨杀驴”。这种观点主要来源于民间故事和一些不太正式的历史记载。他们觉得，隆科多的错误只是“越界”而已，实际上是皇帝纵容的结果。他曾支持雍正登上皇位，有大功，但雍正却翻脸不认人，抛弃旧情，把他关进了死牢。

据说，隆科多知道关于康熙遗诏的秘密，并被认为是当年篡改圣旨的人，因此遭到了杀害。然而，这种说法虽然在民间流传甚广，却在正史中找不到任何证据。《清实录》和《雍正朝起居注》中多次明确记载，康熙皇帝早就制定了秘密立储的制度，并且有多位证人签字确认。

国家图书馆的《大义觉迷录》也提到，隆科多的问题不在于他是否知情，而在于他滥用权力。他因为功成名就而骄傲自大，不遵守臣子的规矩。所谓“改诏”和“知密”之类的说法，很多是后来笔记小说杜撰的。

反方观点更加严格。他们认为“罪有应得”，强调隆科多的失败是因为个人行为不当。他身为臣子，干预皇权，私掌军政，严重违反了清朝的祖制。他排斥不同意见，结党营私，不符合雍正整顿官场的大方向。

雍正皇帝即位后，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军机处制度、密折制度以及精简地方督抚机构，这些措施都强调官员要清廉和高效。然而，隆科多的行为显然不符合这些要求。

在那个权力至上的时代，皇帝必须确保绝对安全，权臣则不能凌驾于制度之上。无论功劳多大，只要触及到核心利益，必定会被清算。